1990年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

　　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同时，开启国内资本市场也刻不容缓，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应运而生。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正式形成。近20年来，中国的证券市场不断成熟，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口述者：龚浩成

　　龚浩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三人小组”成员、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上交所成立始末

　　1990年12月19日，上海外滩北侧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孔雀厅的一声鸣锣，不仅意味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更标志着资本市场也是能够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的。

　　现在想起来，如果地方没有朱镕基，中央没有刘鸿儒，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搞不起来的，我们也是顶不住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姓社姓资”的种种争论依然弥漫在那个时代。对于很多从文革思维中走出来的人而言，设立股份制公司、发行公司股票、成立股票交易所，简直是天方夜谭，甚至是会犯政治错误的冒险之举。

　　1986年，人民银行组织了全国13个分行的行长专门到日本野村证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团长是蔡鄂生（时任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干部），费用全部由野村证券承担。我也去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或早或晚都是要出现的。我带回了大量资料，整整两大箱子，为日后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规章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小平送纽交所主席一张中国股票

　　发行股票是一个轮子，股票交易是另一个轮子。1984年到1986年，国家体改委已经着手探索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试点，上海是试点城市之一。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曾经三、四次参与股份制改革研讨会，我也参与其中。而继任市长江泽民很开明，在他亲自叮嘱下，才有了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这两只股票的诞生。

　　真正让国际社会觉察到中国改革势不可挡的是一次“举世闻名”的礼尚往来。1986年11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来华访问，在与邓小平会见时把纽交所的徽章赠送给邓小平，而邓小平以一张飞乐音响（小飞乐）股票作为回赠。

　　我觉得这件事，政治上的示范意义很大，后来关于这一事件的说法很多，实际情况是当时陈慕华（时任国务委员、人民银行行长）打电话给李祥瑞（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是我的前任，后来他出任交通银行首任行长）说，你们看一看能不能送张股票过来，作为礼物送给美国客人。

　　由于当时该张股票的户名是周芝石（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约翰·凡尔霖提出了到上海办理过户手续的要求，于是留下了世界上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到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柜台办理过户手续的历史瞬间。

　　1988年秋天到1989年春天，汪道涵曾多次找到我和贺镐圣（时任上海体改办主任）讨论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题，贺镐圣认为先搞了再说，我的看法是条件还不成熟。当时李贵鲜已经接替陈慕华担任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他提出的口号也是“积极准备，水到渠成”。

　　然而，1989年春夏之交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使得国外舆论普遍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执行下去，是不是要把开放的大门关上了，这导致招商引资停顿、大量外资撤出，甚至上海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项目都面临停工。

　　正是在这样困难的背景下，如何才能让国际舆论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动摇呢？于是，肩负着“政治意义”，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被提上日程。

　　进入筹备阶段

　　1989年12月，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召开了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当时背景下的金融改革问题，其中主要有两个议题：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引进外资银行，另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

　　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李祥瑞（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上海体改办主任）和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 三人小组办事机构设立在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金管处，当时的方针是：国际上要大力宣传；国内不做宣传或少做宣传，不主动宣传，避免分歧意见产生。筹备工作的有关事宜可以直接向朱镕基进行“个人对个人”的汇报，这是关键性的。

　　回忆起那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李祥瑞和我还是有点顾虑的，觉得条件还不成熟，但朱镕基当时就明确表态，“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怕，出了问题，我和刘鸿儒（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金融改革）站在第一线”。

　　筹备工作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统一思想协调工作；第二，建立法规制度（主要由人民银行办公室金管处制定）；第三，交易所具体筹备工作。局外人以为后两项工作比较难，其实并非如此，难度最大的是第一层面的工作，当时各方面对于成立交易所的看法不同，阻力还是很大的，主要集中在是不是动摇了公有制基础、会不会影响银行吸收资金能力，股票投机性会不会影响精神文明建设，建立交易所是不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当时对上述问题一个一个进行反驳，有共产党的领导，交易所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经济发展了、民众有钱了不会影响银行吸收存款；国有企业上市不但不会影响公有制，还会使国有企业有控制更多资金的能力等等。

　　设在北京还是上海存争议

　　当时关于在北京还是上海成立交易所也是有争议的。朱镕基那时候告诉我，北京有一批人也在搞证券交易所（他指的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也就是“联办”），这批同志还是很不错的，但别的问题都谈得拢，就是关于在上海还是北京建立交易所有不同看法。经叔平（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为了这个问题往来京沪三、四次来找朱镕基，听了我们的陈述，他也就没有再坚持了。后来听说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拍板说，经济中心还是放在上海吧，北京中心太多了，已经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了。

　　经过筹备小组成员的努力，历时半年的准备工作之后，1990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考虑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现在回想起，朱镕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仪式上那第一句话——“建立证券交易所，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变”，是很具有政治意义的远见卓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谈佳隆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