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 集中力量搞工业

　　工业化是建国后确立的既定目标，“一五”计划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集中力量搞工业建设的结果，是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开始建立起来，航空、钢铁、汽车工业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现代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也得到初步改变。在这个时期成立的“一汽”是一个典型。

　　口述者：吕彦斌

　　一汽设计科第一任科长，1920年生人。

　　我设计了新中国第一辆轿车

　　我是天津人，1948年9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汽车制配厂(现在的天津拖拉机厂，下称“天津汽配厂”)。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当中，汽车和拖拉机都是大项目。这个厂专门做汽车配件，我去的时候它还由国民党管制。

　　天津解放时大家都很高兴，领导希望将来天津汽配厂能够上升为一个汽车制造厂。1951年，我们做出了一台四缸汽油发动机，然后就想做轿车。当时的厂长对我说：“小吕，你来设计一辆轿车，发动机就用我们自己的。”厂长也是外行，不懂技术，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将来做汽车肯定要比做配件好。

　　我当时想，这不是难为我吗？以前学校只有火车系，没有汽车系，我不懂啊。但既然厂长这么说了，我也只有硬着头皮上，毕竟我在建筑系学过建筑，还算有些底子。我就从修理厂找来一个旧轿车底盘，画了一张轿车整车外形图。交图时，我想，只有外形图还是做不出整车来啊。于是，我又做了个1∶8的木头模型。

　　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做出了样车，然后往市里报捷。时任天津市市长吴德是第一个试车的领导。天津市区虽然小，马路还挺光滑。吴德坐在车上，司机带着他围市区绕了两圈。车还没牌子，也没人知道是什么车，市领导当场表扬了我们。

　　这辆轿车虽然能开能用，但用久了毛病就出来了。天津汽配厂最终也未能改成汽车厂，而是改成了拖拉机厂。

　　我被调到一汽做东风轿车

　　1953年7月10日，我被调到652厂(当时还不叫一汽)，就这样到了长春。1958年我们接到任务要做东风轿车，厂里要求我们仿照和自我设计相结合。设计处副处长史汝楫带上我和另一个工程师到北京去找样车，选中了法国希姆卡中级轿车：里面的结构不变，发动机用德国奔驰190，车身自己设计，由时任652厂副厂长孟少农统一指导。

　　我们先做了小模型。做之前画效果图，外形用彩色，画好后让领导挑选合适的，做成1∶5的模型，再交给领导审核，选择其中一个做成1∶1的大模型，再根据大模型画试制图，用手工敲出一辆样车。

　　1958年5月，我们做出东风样车；5月12日送到北京中南海报喜，正值八大二次会议召开。5月21日下午两点，毛主席检阅东风车，他跟林伯渠坐着车围着花园绕了一圈，下来后他说“好啊！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然后到车前面和每个代表握手。我们这边去了三个人：由史汝楫领头，还有一个车间主任和一个司机。

　　毛主席看完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周总理也去了，他先打开发动机盖看，看了后，他说：“你这个发动机抄得是奔驰190，抄也没关系，外国人也都互相抄，但是要抄得高明，要抄得巧妙。”

　　就在送往八大二次会议现场的前一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东风轿车的车标是一条龙，“第一汽车制造厂”做成立体的，前头就放上“东风”两个字。最初，我们放的是“东风”两字的拼音，中央办公厅主任看了后说，这样会让人误解，好像是外国车子，还是改成中文好。于是，李岚清(时任652厂计划处科长）连夜赶到灯市口找修配厂的老师傅凿了这两个字。第二天送到八大二次会议现场的就是有中国字的那辆车，车后头还有两个宫灯。为什么设计宫灯呢？一位黄技术员做了一个小模型，说这样更具有民族形式，结果领导同意了。

　　尾灯用宫灯，前头是龙，两边是毛主席的题字，再加上“东风”两个中国字，这样一辆车行驶在大街上，人们看了都非常高兴，以前他们还没见过有中国字的车呢。

　　“你需要什么车我们都有”

　　造红旗车的气氛是在1958年8月开始出现的。要到哪里找样车呢？找来找去，找到了吉林工大，那里有一辆美国克莱斯勒高级车。一打听，才知道这辆车来自某大使馆，被人民日报社购买后用来送版，最后转到了吉林工大。我们就从学校借来当样车。

　　为了抢时间，我们省了一些工序，直接做成1∶1的大油泥模型。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就做出了样车。孟少农也很清楚，他说：“我们的快速，是在正常规范情况下的加速，这样虽然程序少了，失误少了，但过程中的问题却多了。”

　　我们相当于重新设计了一款红旗高级轿车，并给它命名CA72型，之前的东风轿车叫CA71型。设计时，孟少农组织成立了28个突击队，解决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很多质量问题。尽管红旗轿车不是最好的，但也总算是升级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苏关系破裂，中央领导坐的吉斯110高级轿车需要更换零部件，但苏联“卡”我们脖子。中央就要我们做能代替吉斯110的高级轿车。红旗CA72型是两排座，中央需要的是排座，就这样，红旗CA72型停产。

　　1959年我们做第二辆红旗高级轿车时，我去印尼大使馆寻找样车，当时我们和印尼的关系不错。印尼大使馆很阔，门口有很多外国车，基本上是美国车。我在门口找到开这些车的司机，告诉他们，我们要做红旗车给中央领导用。这些司机一听，都很高兴，说“太好了。有了自己的车，省得再买外国车了。”

　　这些司机很支持我的工作。他们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让我研究。大概有20多辆车吧，有高级轿车也有中级轿车。我拍照花了两三天时间，拍了十几卷胶卷。回来后设计三排座时，这些资料很具有参考价值。

　　我们随后又买了两辆车，福特林肯和通用凯迪拉克，再加上原来的克莱斯勒。根据这三辆车的结构特点，我们在红旗轿车上采用了不少新元素。这也是我的主意，如前部基本上仿的是林肯，中部仿的是克莱斯勒，后部仿的是凯迪拉克。

　　1964年，史汝楫带了十几个人成立轿车厂，他任副厂长，我是设计科科长。我们在设计三排座高级轿车时，在仿照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进，融进了新的创新思想，让外形看起来更新。1964年我们做出了第一辆车，到北京给彭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看，他看后就留了下来，说：“我给你们宣传。”

　　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美国国务卿黑格问是否需要从美国空运车队过来。周总理告诉他说：“不需要，你需要什么车我们都有。”

　　那时我们有大三排座车，后来又做了无隔音玻璃的小三排座、两排座、救护车以及老772防弹车。决定做救护车时我们就琢磨，从一个大车队里出来一辆救护车似乎不太协调，有些晦气，于是，我们设计的救护车外形跟红旗一样，里面有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使车队看起来更协调。

　　也许是受当时的生产状态影响，也许是认识上的问题，红旗高级轿车就是没做起来。但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红旗轿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