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大庆石油会战

　　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石油会战始于1960年。由于石油工业是唯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单位，大庆油田的发现振奋人心。建设大庆油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精神，涌现了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铁人”王进喜，其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遍全国。在共和国历史上，“工业学大庆”运动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文革期间达到高潮，但相当多的“工业学大庆”都流于形式，不讲科学，生搬硬套，反而造成了损失。

　　口述者：许万明

　　“铁人”王进喜的徒弟，1941年生，是王进喜从玉门油矿带往大庆的37位钻井队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我的师傅“王铁人”与大庆会战

　　大庆石油会战之初，到底有多难——连久经沙场的“将军部长”余秋里都感慨：“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要比预料的多得多。”

　　大庆石油大会战始于1960年，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最严重的时期，甘肃是重灾区。我的师傅王进喜回家告诉老母亲说要去参加松辽会战，母亲担心地问，你走了，全家9口人可怎么吃饭啊。王进喜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告诉母亲说，这次会战是一场大仗，关系到国家命运，非同小可。母亲点头。就这样，师傅带着我们出发了。

　　住了6年地窨子

　　我们拉到大庆的这支队伍当时叫1259队，王进喜是队长，全队包括两名炊事员在内共37人。1960年3月下旬，我们第一批32人从玉门东站出发，坐火车先到兰州，再到北京，最后抵达黑龙江省安达县（当时尚没有大庆这个地名）。

　　来大庆前，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只知道这里发现了石油，全国石油战线的精兵强将都来了。来之后，分配给我们的是“萨55井”，这口井就是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出油井，之前打的井都是勘探井。

　　刚来的时候，钻井设备和我们的行李还在运往大庆的路上，无法开工。我们也没有住处，就都住在马棚里，3月份的大庆很冷啊，我们晚上睡觉铺的盖的都是牲口草。

　　其实，来之前我们也听说了这里的困难，但是当时心里想，总该有房子住吧，可是到这一看啥也没有，心里感觉拔凉拔凉的。

　　之后，我们问清井位在哪儿，就几个人连走带问地去找了，由于只知道马家窑这个地名，又没路没车，我们一路溜着冰过去，找了3个多小时才找到插着一面小红旗的井位。

　　在井位周边，住着20几户老百姓，我们就和老百姓商量能不能住在老百姓家，就这样，我们一部分人住在了油井附近的老百姓家中，另一部分人住在马棚里等设备。

　　我和七八个工友住的那户人家有南北两个大通炕，房东一家老公公儿子儿媳孙子睡一个大炕，我们睡在另外一个大炕上，两个炕之间拉个布帘子隔开。

　　后来，虽然我们有了泥坯房住，但冬天零下40多度啊，我们只能在房中生个土炉子，再接上一根10多米长的输油管导热取暖，工友们晚上就睡在管子的两侧。由于没有足够的柴禾，我们只能烧原油。那原油烟大啊，早上起来，我们所有人的脸都被熏黑了，就看见两只眼睛咕噜咕噜在动，所以有人见到我们的模样，都叫我们“油鬼子”呢。

　　我们也住过帐篷，一顶帐篷里住几十个人。夏季，晴天又闷又热，雨天又湿又潮，蚊子还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等大家天亮醒来，才发现帐篷里已灌进一尺多深的水。有个职工开玩笑地说，这下可好了，不用出门就可以洗澡了。

　　冬天，帐篷里冷得无法住人，我们就在地下挖个坑，上面横些木头，再铺上草，培上土，这就叫地窨子。地窨子没有窗户黑洞洞的，30多人住在一个地窨子里，空气混浊，但那也比挨冻强多了。这地窨子我们一住就是6年。

　　咱不是来做客来了

　　大庆会战之初，我们不仅没有房子住，吃的东西也就是苞米面糊糊、窝头和酸菜。我是西北人，以前都吃白面馒头和米饭，根本不知道窝头是啥玩意，也吃不惯。师傅就和我们说，一进东北就是来吃苦的，咱不是来做客来了，而是回家来了，家里有啥就要吃啥，不能把自己当客人。我们来就是多打井，多出油，给我们的国家多增光。

　　当时我们的伙食标准是“五两保三餐”的伙食标准，由于经常吃不饱，很多工人连饿带累，身上都浮肿了。一次，我们队的工友马万福在野地里发现一种草，草根像小地瓜，白白的，很脆。马万福对我们说，那是东北人参，好吃，我们班的7个人就都吃了这种“小地瓜”，结果全中毒了。我吃的少，在医院躺了两天回来了，马万福吃的多，一直住了一周的医院。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吃的是“狼毒草”的根。当时可急坏了师傅，我们队共分4个班，每天4个班倒着干活，这次食物中毒事件，一下躺下了一个班。

　　那时我只有十八九岁，窝头吃饱就有劲了，但是后来重灾区跑来的一万多名家属，粮食户口都没落上，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了。有的工人饿得头昏眼花，没了力气，就偷偷地溜进“自由市场”买土豆。师傅见状，就派两个钻工去买上一袋土豆，说：“放在队里谁吃谁花钱，省着大伙儿跑腿。”

　　但是这两个钻工好久不归，师傅派人去找才知道，他俩被市场管理所给扣住了。那时候，国内粮食紧缺，粮、肉、油、土豆禁止自由买卖。如果被抓住，买卖双方会被拘留，罪名是“投机倒把”。这俩钻工买的那袋土豆少说也有50多公斤，不知是从多少个卖主那儿凑来的。师傅知道他们被拘后，亲自去说情：“我留下，让两个钻工回去干活儿，生产不能耽误。”

　　这事后来惊动了大庆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张文彬，师傅才被放回来。

　　为了多弄点吃的，我们还会去地里捡红萝卜和白菜的叶子，有一次我在地里发现了一个老鼠洞，一掏全都是黄豆，就因为我掏回去了3斤多黄豆，还受到了师傅的表扬，煮出来的黄豆水也让大伙的腿消了肿。不过冬天就没办法了。

　　那时我们就靠精神头支着

　　师傅带着我们来到大庆，就盼着早日开钻。他每天都派人到火车站打听钻机什么时候到，并且安排人平井场，做好打井的准备工作。自己则到处访问看守探井的工人，了解地层情况。

　　后来钻机终于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吊车，拖拉机也不够用，60多吨重的钻机怎么从火车上卸下来？又怎么安装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师傅让全队集合，先是问从部队出来的队员孙永臣，战场上遇到困难是上还是退、是打还是等。孙永臣回答，只能进不能退，只能上不能。师傅于是说，“有要上，没有也要上。”（其实当时师傅说的是有吊车要上，没有吊车也要上，就是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师傅接着说：“没有吊车，咱们有‘宝贝’，照样干！”有人就问：“啥宝贝？”师傅说：“大活人！天大的困难也要上，退下来算个啥呀！”也有人说：“人是活的，抬也好，搬也好，总之要上，绝不能让钻机在车站呆着。”

　　说干就干，我们30多人用绳子拉、木块垫、撬杠撬，硬是人拉肩扛地把钻机、柴油机卸下火车，把变速箱、滚筒等设备一件一件拉上钻台。此后我们又用了三天时间，同样人拉肩扛地把30多米高的钻井机树在了萨55井场上。就这样，师傅带着我们创造了来到大庆后的第一个奇迹。

　　井架子安装起来后，就要组织开钻，而第二个困难就是输水管线没有安装好，不能开钻。师傅就说，“许万明，你想想我们开钻没有水怎么办呢？”我就提出来说我们可以端水开钻。我旁边的姜如学说，“你许万明看到哪个国家有端水开钻的？！”师傅反驳说，“小鬼（他那个时候叫我小鬼），就我们国家来实现这个，就我们来端，行不行？”我说“行”。

　　于是，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师傅带着我们1205队的37名队员，加上闻讯赶来帮忙的老乡、机关干部等百十号人，用脸盆、水桶备齐了开钻用的六十方水。

　　1960年的冬天，气温零下40多度，我们队在打一口井时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那口井的出油位置在1100米处，可钻到700多米时，钻井就被冻住了，我们将钻头的位置提上一段距离，然后重新往下钻，可提多高，卡多高，根本钻不下去，钻头最后被卡在400米的位置。钻头钻不下去，我们就在钻井旁哭，如此恶劣的环境，已经无法继续钻井。当时的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看到这一幕，决定“停工”，说“把我们这些小伙子冻死了还打不打井了？”整个油田全部停止钻井，进行冬训。冬训主要是学两论、开会、学技术。

　　师傅对“两论”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困难。我们那时候，就是靠着这股精神头支着呢。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打的第一口井出油的情景。这油真是不得了啊，原来我们在甘肃玉门打井，出油是老半天才出一点；而在大庆的第一口井是往外喷油，一看就是大油田，我们太高兴了。

　　打完第一口井，“铁人”称号

　　就传开了

　　因为一开始对大庆的地质条件不熟悉，作为队长的师傅打井时不敢离开，随时观察钻井的进度，为以后钻井积累经验。他晚上睡值班房，白天困了就在钻井旁打个盹，5天5夜没有回住处。这期间，房东赵大娘做了白面馒头来看大家。见到师傅，赵大娘说，饭可以往上送，觉不能不睡啊，你这队长真是铁人啊，5天5夜不回家。王进喜说“第一口井的资料不掌握，以后怎么打井？”第一口井打完，“铁人”的称号也就传开了。

　　当时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都是各地的钻井队、勘探队，后来大量专业的解放军也加入到会战中。我们按照采油点的位置分散开。工种不同，安排也不同，我们负责钻井，采油队负责采油，运输队负责将油用油罐车运出去，还有的负责铺设石油管线，铺设好管线后，石油就能直接输送出去。

　　当时各个生产队之间展开生产竞赛，后来我们队补充进了17名队员，队名由1259队改成为1205队。师傅率领我们创造了“5开5完”的记录，就是一个月“开钻5口井，完工5口井”。

　　师傅脑子活，适合当领导，钻研出不少提高效率的办法；再有他脾气火爆，急性子，凡事总要争个第一。他经常说，“有第一咱们就争，有红旗就扛”。他对队员要求非常严格，队员若是犯了错误，经常被他批评地抬不起头来。为此，在文革期间他还被人打报告，说他是大工头。

　　1960年11月，师傅带领我们在解放村附近打井，开钻得需要水，我一看水池子里结了一层冰，情急之下，就踏上了冰面，用脚把冰踹碎……师傅看到后非常感动，表扬我说：“你真是个小老虎”。

　　从一开始的“小鬼”到后来的“小老虎”，称呼的转变，我知道，那是师傅对我工作态度的鼓励和认可。

　　当年，我们队的赵生元因为回家探亲而未及时归队，师傅便找到我说：“你是他的同乡，回去一趟，把他带回来，这个娃有学问，是个人才，应该回到油田发展。”

　　为了奖励我完成了这个特殊的任务，师傅还将自己最心爱的一台留声机送给了我。师傅经常鼓励我们学文化，他非常爱惜有学问的人，赵生元归队一年后，便被提拔为队里的指导员。

　　师傅最常说的话就是，宁可少活二十年，必须要拿下大油田。师傅在大庆打的第一口井还在自然喷油。现在咱们说，他是少活了40年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