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20日下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表决。出席当天会议的代表1197人,表决结果:投票数1197张,同意1197张。
1954年宪法从《共同纲领》演化而来,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充分反映了中国历史的状况和过渡时期的特点。它的制定与实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1982年通过的现行宪法,是1954年宪法的继续和发展。
口述者:许崇德
1929年出生,上海青浦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田家英带领我收集各种宪法文本
1951年秋天,我被组织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下称“人大”)就读宪法专业研究生,在我毕业留校一年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启动了。
早在1953年初,起草宪法文本就开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大概有几十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各民主党派的领袖。比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的张澜、党外人士郭沫若等。
1954年1月9日,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到杭州起草宪法草稿,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就在这年的2-3月,我被调到起草委员会办公室资料组工作。当时,田家英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招人,说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跟我同去的还有人大、中央政法干校的其他几个学生。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是李维汉,田家英是副秘书长之一,资料组的十几个人是由田家英直接来管。
我们的任务有三项。第一,收集各种宪法文本。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没有自己的宪法。但是我们要收集过去的旧宪法,比如孙中山时期颁布的宪法,蒋介石时期的宪法;我们还特别收集一些兄弟国家的宪法,比如1918年的苏俄宪法,1924年的苏联宪法,1936年的苏联宪法,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宪法;另外就是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宪法文本。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宪法时亲自开了一个参考书目,指定大家要读一些书,当时我们找了一些文件,如《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等,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印成书册供中央、各省市领导学习参考。
第二,编一些专业的名词解释。我们的老同志一辈子在马背上打天下,在炮火中过生活,对宪法中出现的专门的名词不是很容易理解,比如,政治制度、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等等。所以我们就将专业名词编撰成一种类似于小词典一样的工具书,当时出了3本名词解释书,供他们查阅。
第三,在起草宪法过程中,草案公布以后就是全民讨论,我们另一个工作就是整理讨论意见。在宪法草案公布以后的近三个月时间里,全国各界共有1.5亿人参加宪法草案的讨论,提出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当时从全国各省各地方送来200多万条意见,我们要将它们分门别类的整理出来,把重复的规避,把一些没有意思的删节,这样我们编了16本意见汇编。
宪法起草完后,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宪法草案提交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称“全国人大”)后,1954年8月末9月初,我的工作岗位调整到了全国人大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做一些资料整理、会议记录、简报等工作。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刘少奇做宪法草案报告,随后代表们连续讨论了好几天。在大会讨论中,代表发言的主题大多是表达对宪法的拥护,表示现在新中国终于拥有了第一部人民自己的宪法,此外代表结合地方、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建议,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代表们还结合宪法来谈地方问题,请求国家解决。当然也有批评,比如某一些单位工作中存在一些官僚主义。那时候发言是很自由的,不像现在小组讨论,而是大会讨论、发言,讨论后进行投票。9月20日,在中南海的怀仁堂,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席代表有1197人,投票1197张,同意票1197张。
宪法通过时,社会上反应非常热烈,人民欢欣鼓舞。北京到处都在放鞭炮,有一些群众自发组织集会欢庆,庆祝第一次全国人大的召开,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也欢呼宪法颁布。为了表示对宪法的尊重和爱护,很多群众把那一年出生的小孩取名叫“宪法”。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凤桃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