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 民族工商业改造

　　1953年至1956年，新中国用4年时间完成了三大改造。这是国家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与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一起，民族工商业改造的完成标志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完成。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看，虽然民族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口述者：李建勋

　　原同仁堂药店经理、支部书记。1934年生，18岁到同仁堂工作，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同仁堂公私合营及发展全过程。

　　亲见同仁堂新生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同仁堂走在了前面。

　　静观其变

　　我是在同仁堂公私合营之前的1953年来到同仁堂的。1948年解放军围城打仗，当时的同仁堂虽然名气大，但是因为战争的缘故销售量并不高。我记得当时的统计显示，1948年同仁堂的年生产量为16万元（旧币），销售额只有30万元（旧币），销售情况并不太好。

　　众所周知，同仁堂是闻名全国的中药店，总店设在北京，创建于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场大火将同仁堂毁于一旦，又逢掌门人谢世，在清廷主持下，开始招募股本，此后，乐家药铺便成了外姓多股经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乐氏十世乐平泉光复祖业，重现同仁堂盛世。1948年底时，京城同仁堂乐氏第十三世乐松生主事。此时，同仁堂资产约有80万元（旧币），职工190余人。

　　实际上，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把未来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送到乐家了，但是乐家人对政策将信将疑，乐松生为此还去了天津他自己名下的达仁堂当了副职，以静观北京的变化。

　　当时同仁堂由四大房(即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共管，每房轮流管理。当时的同仁堂很混乱，无论轮到哪房“当家”，都会偷偷中饱私囊，然后在外面开设属于自己的药店。各房之间，龃龉不断。

　　1948年就已经是同仁堂经理的乐松生能回到同仁堂主事，则缘于1950年同仁堂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当时工人们要求把工资涨到销售额的32%，而资方只同意给销售额的28%，结果几次谈判没有结果。那时我还在其他药店做工，我听说工人们都希望乐松生回来主持谈判，因为工人们觉得乐松生很开明。果不其然，请回乐松生以后，谈判获得了成功，劳资双方达成了30%的协议。后来同仁堂的工人们还对我提起乐松生当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大家不管伙计还是东家都是同仁堂人，买卖好了，我们吃肉，大家喝点肥汤。”工人们一直记在了心里，感到很温暖。

　　建国初期，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来临，城市资本主义同农村的联系被割断，资本主义独立生存的条件已经失去，资本家第一次发现自己真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开始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甚至对生产已是无心过问了。在公私合营之前的同仁堂也曾经是这样的状态，乐氏企业有好几家，谁也不好好经营企业，也不肯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同仁堂的发展一度停滞不前。

　　那时同仁堂虽然有190余名职工，但是做药的工人也就40多个，解放以后，尤其是1950年、1951年，政府不仅没有没收同仁堂的财产，反而加大了对民族资本家的扶持，帮助同仁堂和全国合作总社等签订了销售合同，40多个工人一下子就忙不过来了。

　　率先合营

　　1952年，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来到同仁堂视察，由于中药原来只有丸、散、膏、丹四种形式，彭真希望国药也能搞搞创新，他建议同仁堂能够把中药片剂也研制出来。

　　为了避免损害同仁堂的利益，乐松生先以天津达仁堂的名义成立了国药研究所，并聘请了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郑启栋从事中药剂研究。1953年，郑启栋带领学生们成功研制出了银翘解毒片、香连片、女金丹片和黄连上清片等四种片剂，改变了中药没有片剂的历史。后来又相继制成舒肝片、藿香正气片、祛暑片等，大大方便了顾客。

　　那几年，在政府扶植下，同仁堂的生产逐步发展起来，这可比同仁堂自己经营强多了。原来同仁堂经营讲究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乐家的子女们所开的店都不能用同仁堂的名字。所以原来一个店的时候人手还能忙过来，可是大量的合同签下来以后，工人们就不够用了。1953年，北京市工会组织就在北京市的其他药店里抽调了100余名表现积极的青年充实到同仁堂，这才让同仁堂的职工人数一下子增加到了280多人。我那时在另一家药店工作，因为我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也一起来到了同仁堂。开始我做“给药丸制造蜡皮”的工作，一年后调到了同仁堂的门市药店做保管员。

　　乐松生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保护，他对公私合营的事也积极起来了。于是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也开始慢慢地说服自己的家里人接受公私合营。1954年，乐松生带头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1954年7月28日，由11人组成的工作组入驻同仁堂。

　　那时同仁堂成立了清产核资领导小组，起草公私合营协议书。搞清产核资时我是青年组长，参与清产核资。我清楚地记得工人们在清产核资上和乐家人有分歧，比如桌子坏了，工人们不想算作资产，可是乐松生却说修修还能用哪能不算，等等。

　　1954年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公私合营对于同仁堂的工人们来说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感觉一下子解放了。原来同仁堂有一个规矩，就是招来工人都要改名字，工人们虽然感觉受了侮辱，但是也没有办法。合营后工人们自己的名字恢复了，大家也都更积极地去做工了。

　　同仁堂是提前一年多的时间合营的，同仁堂合营后，推动了北京市其他私营工商业的合营。1955年初，彭真到同仁堂检查工作并会见了乐松生，肯定了他在公私合营中的表现。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乐松生，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乐松生的生活、工作和同仁堂生产情况，勉励他为国家医药事业多做贡献。周恩来转达了他的妻子邓颖超对乐松生的问候。邓颖超早年曾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任教，而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乐松生的伯父乐达仁。

　　四马分肥

　　公私合营后的同仁堂，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仁堂内部建立健全了党、政、工、团的领导组织，增建了企业各项的管理制度。国家还投资扩建厂房，增添生产设备，促进生产迅速发展。在管理上，破除了不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经营方式，原来同仁堂是一厂一店，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生产面比较小。公私合营后，企业在国家统一安排下，北京市别家店的药同仁堂也可以生产销售；同时在销售面上，也由一家一店自己销售，扩大到全国销售。

　　同时，在国家的扶持下，同仁堂像中国其它中药企业一样，彻底摆脱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简单的手工操作逐渐被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设备所替代，比如说球磨粉碎机；再比如混合，原来是手工套研，现在变为机器混合；熬膏药原来是两个小锅，前锅后锅，一天就这么熬，后来就变成大锅，像井似的，直径有一米多，深三米，熬膏药也变成机械化了，比过去规模也大了。结果是素以“质高价昂”知名于世的北京同仁堂成药，在公私合营后连续几次降价，成为质高价廉的产品，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同仁堂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简称工管会，目的是对同仁堂实现企业民主管理。工管会只承担决策，而不是一个生产管理的执行机构。工管会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同仁堂的管理体制。

　　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利润被分成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即所谓“四马分肥”，国家和工人所得占了大头。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同仁堂的乐氏家族经历过彷徨不安到主动接受的过程，但后来发现，“四马分肥”不但没有减少他们的收入，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红利，工人的收入亦因此翻了番。比如解放前，四大房每年在铺面上提取银子4万两，解放后四大房每年提取5.6万两。1953年，按照“四马分肥”原则，四大房共分得红利171561元，超过原来所得两倍多。仍任经理的乐松生乐不可支：“原来担心合营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样好。”

　　好产品不愁没有销路，那时候，门市部抓药从每天几十服，增加到每天200多服。邮寄部表现的最明显，原来只有几个人，后来邮寄部增加到40多人还忙不过来，我们经常要过去帮忙。

　　公司效益好了，工人的收入亦翻了番。同仁堂的待遇本来就比别的药店丰厚。我在其他药店工作时，一个月的收入能买120斤小米。1953年1月，我在同仁堂工作，月收入能买180斤小米。而“四马分肥”后，我的工资开到了每月62.5元，而当时的小米是每斤一毛三，我的工资合480斤小米。收入只是一方面，公私合营后的工人们有了“主人公”的感觉，干劲十足。以前再怎么样也是给东家干活儿，公私合营后，我们就是给自己干活儿了。

　　有一组数据最能说明同仁堂公私合营以后的效果，1949年到1959年十年间，同仁堂的职工从194人增加到540人，其中460多人是纯工人，生产总值也从1948年的16万增加到了1959年的1251万。

　　公私合营以后乐松生的社会工作也多了起来，自己忙不过来，就聘请了乐益卿和同济堂的刘景玉做副经理，自己则抽出时间来做其他社会工作。

　　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后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5日，那可是同仁堂发展史上一个辉煌和光荣的时刻。这一天，北京市各界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乐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同业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