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 农业学大寨

　　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历时15年，大寨被作为标本推广，但不少地方盲目学大寨，特别是政治挂帅、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做法，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改革开放后大寨人也开始变革、转型。

　　口述者：郭凤莲

　　大寨“铁姑娘队”队长，1946年生人。现任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大寨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

　　我经历了大寨从“政治品牌”到“经济品牌”的转变

　　大寨是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依虎头山而建，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被称为“穷山恶水”。

　　当时，大寨村民一共有700亩土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东一小块，西一小块，分布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亩产不到200斤，因而有“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形象描述。

　　1953年，当时我还小，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村支书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开始“战天斗地”。

　　1953年到1962年，从初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大寨人劈山填沟，山河换貌，在7条山沟里垒起了总长7.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4700多块地修成了2900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好地。平均亩产从65公斤上升到385公斤，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超过500公斤，这个产量甚至比当时江南一些地区的产量还要高。在中国农业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

　　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1963年夏天，大寨遭了大灾。我记得是8月初，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稀里哗啦”狂下了7天7夜，虎头山的7条山沟浊浪滔滔，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当时统计的数据是，全村近800多亩土地中，有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也几近于绝收；全村270间窑洞和房屋，塌了190间，63间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间。80户人家，78户无家可归。

　　随后重建过程中，大寨村对全体社员宣布：大灾之年，不要救济物资、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还要做到粮食亩产不少、群众口粮不少、上交国家公粮不少，当时称为“三不要”和“三不少”。陈永贵同志鼓励村民，“有我们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根扁担俩箩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

　　当时我还不满17岁，为了灾后重建，就和村里的姑娘们一道，承担起了和男劳力一样繁重的体力活。就是那年我被安排担任大寨“铁姑娘队”队长。

　　后来，新华社记者把大寨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在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刊发，并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引起很大反响。随后，毛泽东在听了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的汇报后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这一年的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此，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但是，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小岗村农民开始自发实行土地包干，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的改革从农村轰轰烈烈开始。那个时候，全国范围内学大寨的热情已开始退潮，大寨一下子变得异常清静。我们有过统计，从1964年开始，14年间，多位国家领导人与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大寨，逾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25000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但在1979年，参观大寨的国内外宾客仅4205人，不及上年的3%。昔日车水马龙、人流熙攘的大柳树广场顿时变得空旷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小岗经验”取代“大寨经验”，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力推广的新一代的农民智慧，大寨从此走下神坛。

　　随着小岗村声名鹊起，我就听到外界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猛。1980年9月，我含泪奉命调离大寨，到晋中果树研究所工作。

　　我调离后的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报告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那个时候，包产到户已在全国搞得如火如荼，但大寨人一时还想不通，表现迟疑、徘徊，所以直到1982年，大寨还在用几十年一贯的老办法，统一派活，分组劳动，统一评工。到了1982年年底，昔阳县全县农村终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浪潮，大寨终于也投身到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历史潮流中。

　　1991年，时隔11年后，我又回到大寨，发动全村老少积极兴办企业，走上经济强村之路。

　　在大寨人的不懈努力下，“大寨”成功实现了从“政治品牌”到“经济品牌”的转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韩文采访整理）

　　广东有个“南方大寨”

　　口述者：汤志维

　　原广东省四会县清塘公社党委副书记

　　1970年10月，我被调到清塘人民公社工作，在农村与农民一道生活了14年，其中在芙蓉大队（现四会市龙甫镇芙蓉村委）驻队长达4年多。我亲眼目睹了芙蓉大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认真学习“大寨精神”，当地干群齐心协力治水的过程。

　　芙蓉大队地处四会东部丘陵地带，山崩、水毒、土瘦、田少，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群众生活困苦。上世纪60年代初，四会县委十分重视芙蓉大队自然生态环境的改造，将这里列为红壤土改试验区。县委书记刘国欣亲自到芙蓉大队蹲点，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商治水、治山、改土的计策。刘国欣书记经常骑自行车或徒步到大队考察工作。同时，县里还先后派出几批驻队工作组，有30多人次。

　　从1960年至1964年，芙蓉大队奋战了五个冬春，取得了治山、治水、改土工作阶段性的成效，共改造低产田2600亩，治理水土流失0.4平方公里，农田年亩产由400多斤增至1000斤，效益显著。

　　1964年，中国科学院中南土壤研究所专家一行26人到来芙蓉、红光大队开展“红壤改良利用”研究工作，历时两年半。芙蓉大队在冲洞口兴办了一个100亩面积的农场，作为治山、治水、改土的示范场地，奋战一年粮食总产量由11000斤提高到82600斤，增长了7倍。榜样是力量的源泉，有力地推动了芙蓉大队治山、治水、改土工作的开展。

　　1965年，《南方日报》发表“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专题文章，在广东全省掀起学习芙蓉大队的热潮，华南地区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芙蓉大队有了“南方大寨”的称号。同年，芙蓉大队党支部书记叶均章、副书记黄林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受文化大革命干扰，上世纪70年代初期，芙蓉大队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徘徊不前。为了全面改造全大队3000多亩低产田，创造条件实现高产稳产，芙蓉人总结上个年代的治水经验，请水利、农业专家讲授治山、治水、改土夺高产的基本常识，制定了治水、改土工作规划，我也先后参加了几次综合治理工程的会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农村实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芙蓉大队的农民也因地制宜科学用水，积极发展种植业与养殖业，自觉调整生产布局和农村产业结构。据龙甫镇经管办提供的数据，芙蓉村委会2002年农民经济收入达1766万元，工农业生产总值4320万元，人均纯收入4464万元，比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邹锡兰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