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东方红一号”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意义深远。

　　口述者：孙家栋

　　1929年生于辽宁复县，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留学归国后，从事我国导弹、人造卫星的自主研发工作，主持领导了以“东方红一号”为代表的数十颗卫星的研制和发射。现担任北斗导航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

　　“文革”也挡不住的“东方红一号”

　　1958年，我从苏联茹科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毕业，获得斯大林金质奖章，时年29岁。同年，我即回国，投身于新中国的航天航空事业发展。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世界。同年10月13日，在中科院座谈会上，钱学森、赵九章等著名科学家建议，我国也要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次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中科院在6月份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上，提出要放重型卫星，向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同年10月，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秘密成立，代号为“581”小组，意为58年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但1959年1月21日，因国家经济困难，卫星研制工作暂停，集中力量先研制探空火箭，由钱学森负责。当时，我们对此还不是很理解，但今天看来，就觉得这个决策无比英明。因为火箭是卫星的基础，火箭技术不过关，导弹、卫星根本就无法上天。

　　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赵九章赴西北基地参观，感觉火箭技术比较成熟，卫星工程可以提上日程。同年12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国家尽快制订卫星发射计划。钱学森也提出类似建议。

　　周总理看后，非常赞同。1965年1月，赵九章等写成建议报告，经中央批准，我国人造卫星工作正式上马，代号为“651任务”，并成立了“651”卫星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

　　正当卫星研制顺利进行之际，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赵九章被打倒，随后不堪受辱自尽。中科院的卫星研制队伍就此瘫痪。

　　四大技术目标：“上、抓、听、看”

　　到了1967年，周总理和聂元帅紧急抽调钱学森来组建卫星研制队伍。钱学森从已经非常成熟的研制火箭的团队中抽调了一部分人，又加上中科院的部分同志，组建成了一个新团队，我是那一年被钱学森抽调到卫星这边，主要负责总体部技术统筹。

　　首先，我们要摸清家底，发现情况很糟。卫星发射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配合。由于文革，全部工作陷于混乱。有的部门已经按期完成任务，有的尚未开始。怎么办？我们只好调整目标，简化任务，突出重点，保障完成。

　　首先要把卫星送上天，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第一，要能送上天，这主要是火箭的功力。只要火箭技术过关，把卫星送上去即可。这即为“上得去”。

　　第二，卫星上天后，必须要能与地面站互动，既能向地面站发送信号，也能接受信号，也就是说，卫星在天上是一个活体，而不是一个铁疙瘩。这就是“抓得住”。

　　除此以外，我们还确定了“听得见”、“看得着”的目标。如果中国发射了一颗卫星，既看不见，也听不见，那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于是，我们就在“看”和“听”上下功夫。“看得见”实际上是在卫星周围加了一个“闪光体围裙”，当脱离火箭时，“围裙”也随之脱落，闪闪发光。

　　“听得见”怎么实现？卫星在与地面站联系时，会发回来断断续续的音频信号。我们要加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最后一致商定，《东方红》乐曲就是当时红色中国的代表。于是，就把乐曲“东方红”送了8节上去。卫星往回发信号时，掐了两段，一段发信号，一段发“东方红乐曲”。

　　这时，又碰到一个技术难题。当时国内的收音机功能都比较差，接收不到。我们就和中央广播电台合作，让他们利用大功率接收器先行接收，再转播给老百姓，同时也向海外声明，这是卫星发回的信号，如果有好的接收器，可以自行接收，频率是20.009兆周。我们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听到中国卫星的声音。

　　“天大的事”“文革”中也不能耽误

　　当时，周总理虽然日理万机，但卫星研制中碰到的非常困难，他都会亲自过问和解决。譬如，卫星中的接线板的问题，

　　卫星诸多电子元器件所需的接线板，一个面板需要20-30条插针，这样，插针和插孔的要求都非常高，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否则插不上，就会影响卫星的运行。这对工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们当时难以达到。

　　后来，我们将情况反映上去。周总理亲自交代秘书，给上海市委挂电话。通过上海市委，我找到了当地生产电源最好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五厂，又找到了这个厂最有经验的老师傅，终于解决了问题。

　　文革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当然有影响。当年，每个单位都在搞那种“踢开党委闹革命”。首先就是清理队伍，经过审查后，我们100多人的团队中竟有一半不合格。要么出身不好，要么社会关系不清楚等，于是，他们就“靠边站”。但他们白天被迫赋闲，到了晚上就偷偷溜进实验室，与我们一道攻关。

　　我们一起研究的搭档也许在政治上刚好是两派，讨论政治问题，会吵得一塌糊涂、面红耳赤，但吵过后，立马又坐下来平静地讨论卫星技术问题，这就是奇特的文革一景了。因为大家知道，研制卫星，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项目，这是“天大的事”，耽误不得。

　　“东方红一号”的超重震惊国外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83.6公斤；美国卫星重8.2公斤；法国卫星重42公斤；日本卫星重11公斤。

　　1970年4月20日，中国“东方红一号”升空，重为173公斤。

　　可见，中国的“东方红一号”重量超过前四颗卫星重量之和。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卫星制造水平高。从工艺的角度来说，要安装一些仪器，在一块大板子上安装仪器显然比在小板子装要好得多，也就是说体积越小，对机械工艺的要求就越高。而中国的工艺远远没有达到先进水平，所以，我国的卫星就重得多了。

　　但中国卫星的重量又让外国震惊，因为这恰恰说明我们火箭的威力大，能把那么重的大家伙送上太空，这足以对当时敌视中国的某些国家形成战略威慑。

　　不过，有一项质量指标，中国的确超过了先前四国。中国卫星的电池比那些运行时间都长，原定运行20天，结果实际运行了28天，而那四个国家都没有达到20天。这也不是中国的电池质量高，而是，我们采用了一个技术技巧。电池质量不行，就用数量来弥补。在173公斤的卫星总重中，电池就高达80多公斤，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想象的。

　　其实，当中国人在西北大漠里竖起第一座发射架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认为，那是开玩笑；当中国人用运行速度只有每秒几十万次的老式计算机编制地球同步卫星轨道程序时，洋专家又断言：不可能！但是，中国人就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雪琴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