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 设立经济特区

　　1980年，国务院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建立经济特区。自此，中国经济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改革开放之初，在缺少对外经济交往经验、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设立经济特区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近30的发展历程中，深圳等经济特区在引进外资和设备、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等方面，成效卓著。

　　口述者：吴南生

　　广东经济特区主要拓荒者。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小平给“特区”起名

　　1979年年初，广东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前后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有一位朋友问我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但因没有经验，可以先突破一点。

　　这是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打破条条框框，下放权力，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我当时正感冒发烧，可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以及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意见。

　　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1979年4月5日-28日)，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当时确定特区的名字经历了很多波折：叫“出口加工区”，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做“工业贸易区”吧，又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小平同志听说广东要“先走一步”，划了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么个名就好办了。

　　那叫什么特区好呢？弄来弄去，先定了个名字叫“出口特区”。所以，中央4月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就写着试办“出口特区”。文件上写着要试办特区的不止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不知为什么后来上海不搞了。

　　1984年4月6日下午，就是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将要结束前，我在会上最后一个发言时转述了小平同志的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第一次公开说这三句话。小平同志这三句话，是他在1979年4月前后讲的，但那不是一次一下子讲的，是我把它综合起来讲的。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记者许黎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