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颤抖的普通话，打碎城市人固有的格局”，这是我在《移民》诗歌中的句子，也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真实写照。搬来闽宁镇二十几年了，有时候走在路上，听身边娃娃们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人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出门就是山，爬不完的坡，吃水要走几里地，庄稼长在“挂画”的地里——坡陡得站不住人，收成全靠老天爷赏脸，可最难忘的是那一张嘴说的话。

    山里人说话“土”，土得掉渣。我们把“干啥”叫“组撒”，把“不知道”说成“吃不道”，把“太阳”喊成“日头”。小时候跟爷爷放羊，他指着远处的山梁喊：“快把羊撵回来，黄风刮来咧！”“黄风”就是沙尘暴。“咧”字拖得很长很长，拖得人心慌凉。那时候的世界就那么大，四面山围着，一条沟通向外头。说的话就像这山，厚实、笨拙，拐不过弯来。

    2002年，我们是第二批搬迁的。父亲听说了搬迁的消息，说要去贺兰山脚下，那里能浇上黄河水，全家人都同意。临走那晚，爷爷蹲在门口抽旱烟，半天不吭声。烟锅里的火星在漆黑的夜里一明一暗，像天上的星星。第二天送我们时，他只说了一句：“去了好好活，甭给山里人丢脸。”那个“甭”字，咬得重重的，到现在还在我耳朵里响。

    刚来的时候，这里叫闽宁村，是一片荒滩。第一件事就是学说话。福建来的干部和技术员教我们种蘑菇、种葡萄，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他们也摇头。记得第一次去集市，我指着洋芋问价，摊主听成“痒痒”，笑得前仰后合。从那以后，我开始学着说普通话，把舌头放平，把调子放慢。刚开始特别别扭，舌头像打了结，可慢慢地，那些“组撒”变成了“干什么”，“知不道”变成了“不知道”。变化最大的，还是娃娃们。我儿子在镇上念书，老师都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学了普通话，回家就给他爷爷说：“爷爷，不是‘日头’，是‘太阳’。”爷爷笑着摸他的头说：“日头就是太阳，太阳就是日头，一个意思。”可孙子偏要跟爷爷较真：“不一样，太阳是普通话，日头是土话。”爷爷不恼，反而高兴：“好好好，我孙子会说普通话了。”

    现在，孙子也大了，在镇上的电商车间工作。那里头坐着二三十个年轻人，用手机直播卖枸杞、红酒、土特产。他们说的话，比电视里还标准。我悄悄地站在门口听，听他们介绍产品，跟天南海北的顾客聊天。那一刻忽然觉得，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些山里娃娃？他们的舌头软了，话甜了，路子也宽了。

    前几天，孙女放学回来，拿着一张奖状，说是朗诵比赛第一名。她站在院子里给我们背诗，字正腔圆，像收音机里走出来的小播音员。老伴听了，眼圈红红的。夜里，她说：“要是她太爷爷还在，听曾孙女念这样的诗，不知道多高兴。”

    可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些土话。想起爷爷喊“黄风刮来咧”的调子，想起母亲在窑洞里哼的歌谣，想起赶集时乡亲们蹲在墙根下“谝闲传”（聊天）。那些土话，是我们的根，是我们来的地方。现在，我还会说那些话，只是说得少了。有时候遇见老家的亲戚，两个人一张嘴，那些词儿就全回来了，热乎乎的，像刚出锅的洋芋。

    镇上有个新来的外地女老师，她让孩子们每人写一段话介绍家乡。我孙女写道：“我的家乡在闽宁镇，二十年前，爷爷奶奶从山里来。他们带来山里的土话，我们学会了镇上的普通话。土话连着过去，普通话通向未来。”老师夸她写得好，还在班上念了。前些日子，镇上搞了个文艺活动，让孩子们朗诵。台下坐满了人，有像我这样的老移民，有福建来的干部，有外地的游客。孩子们站在台上，声音清亮亮的，像贺兰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我听着听着，眼眶就热了。不是难过，是高兴。我们终于抖落了满口的“土”话，不再是“等、靠、要”的难民，日子过得像普通话一样顺畅。

    其实啊，我们就是从山里来的。山给了我们厚实的根，这方水土又让我们长出新枝。土话是我们的来路，普通话是孩子们的路。这一路走来，不容易，但值得。

    （作者为闽宁镇第二代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