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东方文化派”，本非自觉的一个文人派别，而是对手规划的统称。1923年11月，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将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张君劢等人划为东方文化派，并称东方文化派是“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

    事实上，东方文化派远不止这几个人，而其形成也有特定历史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伤亡几千万、波及数亿人的战争给欧洲造成了巨大损失，动摇了西方文明的权威，给汲汲于模仿西方文明的中国人敲响了一记警钟。同时，辛亥革命后，中国虽然成立了名义上的共和制，但社会没有发生实质变动，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深渊，这无法不让人反思：西方文明是否适合中国？于是便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质疑西方文明的权威性，主张坚守中国文化本位，发掘、研究、宣扬传统文化之优长，为中国与世界寻找未来的出路——这便是东方文化派。

    毛泽东曾经下论断：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他同时补充道：“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即，单一个学说并不能改变民族的面貌。一个民族能够自立、自强，其根本动力来自内部。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方文化派之所为也是中华民族争取精神主动的一次努力。

    杜亚泉认为，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乃性质之差异，而非程度之差”。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崇尚竞争，强调对抗；中国文明则是静的文明，讲究调和，顺其自然。西洋是充血症，中国是贫血症。盲目照搬西洋文明，是以本国之“祖产”换西洋之“政券”，难免精神破产。其救济之道，首先要系统调理中国固有文明，然后以之为依据，吸收融合西洋文明，进而救济全世界。

    梁启超从1918年12月至1920年3月于欧洲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亲眼看到了欧洲社会经济萧条、生活困难、政治动荡的严峻现实。在《欧游心影录》里，他认为西方思想界正处于“混沌过渡时代”，需要输入中国、印度文明，加以调和。于是梁启超指出，对待本国文化要持一个尊重爱护的诚意，再以西方方法研究它，然后综合中西文明，贡献于全人类。

    陈嘉异学术理论功底极深，他将中国原理总结为四条：其一，独立的、创造的；其二，能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其三，能调节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其四，由国家主义而达世界主义。他提出中国人有发扬东方文化之大任，要用科学方法整理旧籍，理清东方文化的价值所在，然后择善而从，继而与西方文明相交换、融合，创造一种最高义的世界文化。

    梁漱溟比上述学人更进一步，他否定了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可能性，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与西方走的原本不是一条路。即，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加上“理智运用现量的”印度文明，世界进化的规律乃是西洋、中国、印度依次复兴。因此，梁漱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以上四人为东方文化派代表，他们均致力于唤醒中国文化自觉，以固有文明为本位，保存、研究、选择、比较、吸收、融合、创造、推广。他们对于中西文明的独到见解至今仍值得借鉴。然而历史的现实是，东方文化派的理论并没有成为指导中国人走向胜利的思想，而是不断遭到质疑与批判，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面前黯然退场。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学者对于东方文化派的失败已有总结，如，他们高估了西方文明的危机，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危害却估计不足；他们全然不顾中西方的时代性差异，只强调性质差异；他们提不出具体可行的路径，只能陷于一厢情愿的空想；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等等。这些批判是全面且准确的，但如果拉长历史视角来看的话，笔者认为东方文化派失败的深层历史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去实体化。

    所谓“去实体化”，指的是传统文化丧失了在政治体制（上层）与社会生活（基层）上的实践、变革的能力。

    首先，在政治安排上，以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权利、义务、选举、公民、主权、边界等为基本理论预设的现代国家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通用体制。本土传统并不能提出超越这一体制的新方案。陈嘉异大谈中国是“天下的国家”，试问：天下思想如何能够制止西方国家的利益冲突？它连当时国内军阀的利益冲突都阻止不了。

    其次，在社会生活上，西方传来的声光化电构成了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个人”被确立为经济、社会与法的基本要素。瞿秋白揶揄当时鼓吹“东方精神文明”的论者曰：“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点电灯，用自来水，吃酒席，穿洋布等。”梁漱溟亦从生活现状感受到了东方文明的危机：“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否认的。”

    由是可见，东方文化派的历史性失败不在他们所描绘的“中体”不美——西方哲人构想的理想国也从未实现过——而在于提不出切实有效的“中用”来。学者批判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把矛头对准了“中体”（三纲五常），然而即便将“三纲五常”替换为“仁义礼智信”，甚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缺乏“中用”的内在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换言之，理论再精美、立意再高超，也未必能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生存、温饱、发展的问题。而对方法、方案、工具的忽视，乃是“独尊儒术”以来的一大弊病，传统思维的重体轻用、重道轻器之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如梁启超所批判的，国人信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过于轻视“器”的用处，自鸣得意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会产生出一些“西装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和“大餐式的超凡入圣大本领”，这种心理遗传下来，动辄谈“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导致了“最爱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

    况且，中国民间的实际行为模式与信条，未见得是东方文化派们标榜的各种“精神”，民众之所想所愿所为，亦未必符合精英们设计的宏大愿景。鲁迅曾言“中国根底全在道教”，这是儒家士人的视野盲区。试图作出一定改变的是梁漱溟，梁漱溟不满足于玄谈，而是试图让文化落地，成为中国人的基层日常生活，乡村建设便是他的实践。然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不成功，已经有学者指出，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他重视知识分子而轻视农民。梁漱溟的失败，固然有个人局限性、客观环境不利等原因，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原本就缺少平民视野，不仅梁漱溟如此，东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或多或少有这点毛病。

    我们不必苛责百年前的人，他们是尝试者，彼时之中国也不具备实践其理论的客观条件。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今人，要弘扬传统文化，我们有必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今天的全球处在危机与动荡之中，西方式现代化已经难以为继，中国新一轮文明论应运而生。它能否汲取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并活用之，解决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推动人类进步，决定了这场运动能否发展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无论如何，中国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必须注意修正轻视“器”的问题与精英主义问题。轻视“器”就是不扎实，基础不扎实谈何创新？要奖励基础研究，行长期主义，少些“超凡入圣”的玄谈。精英主义就是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加深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是，优秀传统文化将在新时代迎来新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未来可期。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