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自西方的“帝国主义”理论经日本转译后传入中国，成为清末知识界了解列强侵略、熟悉世界局势的重要理论媒介。
对近代中国的知识界而言，“帝国主义”概念自传入中国起便兼具“政治”与“经济”双重意涵，被认为是欧美列强对外进行领土扩张与控制被占领地经济命脉的侵略政策。伴随着列强全方位的经济渗透，清末知识界在接触“帝国主义”概念的同时便尝试通过“经济”视角对其进行解读。如梁启超就认为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然而，在“进化论”风靡的清末社会，受“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观念影响的知识界虽然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中国权益的巨大威胁与伤害，却依旧希望学习新兴国家的帝国主义经验，试图运用资本主义的“商战”模式抵御外侮，以此企盼中国有朝一日可以跻身帝国主义时代的强国行列。事实证明，积弱的中国根本无法通过学习所谓帝国主义崛起经验而与列强相抗衡。相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愈演愈烈。对知识界而言，如何在帝国主义时代选择一条适于中国摆脱压迫的发展道路，成为下一阶段思考的重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文明”遭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质疑。一战打破了“进化论”视角下知识界对帝国主义发展道路的向往。对他们来说，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侵略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战争后期日本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新一轮的大肆侵占与掠夺，更加剧了时人对于帝国主义政策的仇恨。正当知识界思考中国应如何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而一筹莫展之际，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了中国。通过对苏俄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条新式革命道路的分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察觉到苏俄革命不单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革命”。因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探索将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开展。为了打消知识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将“帝国主义”解读为“资本主义”，并通过“经济”视角彻底批判帝国主义政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策略。李大钊强调一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还将“苏俄革命”形容为社会制度层面的“绝大的变动”，是“劳动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努力下，五四运动前后国内高涨的民众反帝情绪被引向了推翻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构想中，“地方型”的欧美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实质上的“全球型”帝国主义，诸如中国这种尚未在“政治”层面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却在“经济”层面完全被列强侵略、渗透与控制。面对帝国主义在全球掀起的经济侵略狂潮，世界革命运动的重心将囊括殖民与反殖民的民族斗争以及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党的早期领导人构筑了相对完善的“经济”视角下的帝国主义理论。他们通过“经济”视角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画上了“等号”，总结出了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结论。根据中国现状，中共在“经济”视角下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倒封建主义的战争”，也就是通常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阶段则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倒有产阶级的战争”，即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为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共不断从经济层面强调“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敦促国民党放弃原本试图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共在遵循共产国际指示的前提下，将“民族革命”即反帝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以此融汇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凝聚了两党对于打倒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独立自主的共识。“民族革命”的成功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与终结，因此中共认为要在“民族革命”成功后继续发动“社会革命”最终建立社会主义。陈独秀坦言“帝国主义是资本最发达的最高形式”，其实质就是列强“以武力为工商业之后盾，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行经济的侵略”，以至于中国的关税、工商业、金融、交通、矿业等都“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因此既然“民族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自然有必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中共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国共实现合作并拉开了1924年国民革命的序幕。
1924至1925年，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被中共翻译出版。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并通过“经济”视角强调“垄断”将加剧资本主义制度的“寄生”与“腐朽”，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在国民革命初期，列宁学说不仅改变了传统知识界从“政治”视角对“帝国主义”概念的认知，而且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与对外观念，推动了国民革命高潮的来临。国民革命后期，部分知识界人士、国民党右派以及国家主义派出于反对“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意图，对中共的反帝理论展开了激烈攻讦。为了维护国共合作与联合苏俄的革命政策，中共运用“经济”视角下的帝国主义理论，有针对性地反击、化解了舆论争端。在论战过程中，中共“经济”视角下的“打倒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帝理论便于国共对外获取苏俄支持与援助、对内动员数量庞大的工人及农民参加革命，为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北伐前后，国共终因革命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国民党继续坚持反帝，却将中国前途寄托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与列强缓和关系；中共的反帝态度则更为坚决，并最终践行了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回顾20世纪初期“经济”视角下帝国主义理论的传播与论争，既可以审视知识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外来知识概念的认知与解读中寻找中国前途出路的努力；也可以思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三种最具代表性的20世纪社会与政策制度，如何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明确互相的竞合关系。
自清末知识界在“进化论”视角下尝试以资本主义“商战”抵御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并试图让中国借鉴新兴国家的帝国主义崛起模式；再到五四运动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经济”视角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者间的关系加以明确，在打消知识界幻想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走运用“社会革命”“阶级争斗”建立社会主义的苏俄革命道路，在此过程中，“经济”视角下的帝国主义理论改变了近代中国人的反帝观念，将原本反对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变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20年代，中共通过“经济”视角下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解读，构筑了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等为核心观点的反帝纲领，并实现了与国民党在“民族革命”即打倒帝国主义政策上的合作。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