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精神追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出现在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等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开始撰写理论文章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相关研究中大多聚焦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西学中述”译本考察、出版机构概观、传播渠道研究、传播特征及影响研究等。研究多以书籍报刊文本、各级各地报刊发行系统、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以及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壁画、石刻、口号、标语、戏剧等）为对象，通过援引史料，彼此互证，追溯事件、分析事件。用这种方法，固然可以考察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效度，但会导致“‘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差异”。一方面，传播内容在到达阅读者后，是否曾引起注意、是否产生新的意义重构等问题，是较难回答的。另一方面，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从阅读文本开始的，即作为阅读者。但现有研究中，大多仅关注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类型化人物的传播行为，忽视其作为阅读者为何读、如何读。而这一点正是回答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究竟是如何在当时纷繁的社会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最为聚焦的一个问题。
作为史学新领域的阅读史
阅读史发端于书籍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分支。书籍只有被读者阅读才会发挥功用，这是对知识和信息的一种消费。书籍中的观念、思想、学说如何才能使阅读群体认可和接受，不能仅以出版物的种类和发行数量衡量，也要看阅读者是否解码作者意图、再现传播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986年，阅读史首次被正式界定。达恩顿发表《阅读史初阶》，提出阅读史研究模式。德国书籍史研究为阅读史提供了理论框架、概念和研究范畴，同样为阅读史研究提供借鉴的还有法国年鉴学派和英美分析目录学，前者关注书籍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后者侧重社会对书籍生产和流通影响的研究。相比传统的书籍史研究，阅读史更注重阅读和生活、社会、权力的关系，具体关注两类问题：一是阅读行为的外部世界，即“谁在读、读什么以及阅读的时空环境”；二是进入读者的心灵，讨论“怎么读、为什么读和产生哪些影响”。
“谁在读”和“读什么”，追问的是读者的群体身份和阅读对象；“时空环境”是指“在哪里读”，即“通过安置读者的阅读位置，我们可能发现一些通往阅读实质的线索”；“怎么读”，即读者以何种方式处理文本，探寻读者阅读行为的内部世界；“为什么读”涉及阅读的动机，并与历史情境相勾连；“产生哪些影响”最难回答，阅读内容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个体产生的意义并不相同。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史的问题、路径与史料
问题意识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至深，谭辅之曾对那个年代的社会科学界作出这样的描述：“自一九二七年而后，政治活动的路子碰了壁，于是有许多人就转到学术思想路上来。的确，行动在先，而思想在后。及到加以思想、反审，则感觉做政治活动是离不了理论工作。……于是群起介绍新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这一短短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化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了。”社会科学界的这股新风气刺激了公众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作品的阅读，也刺激了对新观念、新主义的追求。
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指出，获取“知识”和革命运动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一场“知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阅读行为密切相关。借鉴达恩顿的阅读史研究范式，主要通过审思“何人在何种时空环境中读了何书”以及“为何读、如何读并产生何种影响”两个层面的问题，关注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问题。
研究路径
阅读史研究有两种路径。第一种为宏观取向，从历史变迁角度考察阅读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图景风云变幻，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获得了突破精神困境的机会，实现思想转变。从宏观取向出发，重点关注在当时纷繁复杂的阅读世界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创党知识分子的宣传和影响下，如何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以群体阅读为例，作为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组织“读书会”，不仅是一个重要的阅读空间，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受众基础。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指示：“党应该参加或帮助建设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讯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等工作。”各种小型读书会组织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阵地。1932年，南开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共同学习社会科学。参加者王燕士说：“在几个月内，我废寝忘餐地读了《社会科学概论》《唯物论辩证法入门》《资本主义论浅说》《金融资本论》《唯物史观政治学》等书籍，使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启蒙认识，……对革命思想打下了一个底子。”
第二种为微观取向，注重个体心灵的探索。关注先进知识分子如何因个体处境不同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阅读历程，又如何因共同的阅读主题出现了“链接”。以阅读《共产党宣言》为例，刘少奇曾回忆：“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当时的先进分子如周恩来、朱德、蔡和森、恽代英等，都是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一本书深深影响了一群人，一群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搜寻史料
阅读史研究，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搜寻史料。西方书籍史研究中在宏观取向研究路径中借助公共图书馆的借书登记卡、图书出版档案、遗产或物资的公证清单、甚至旧时代的绘画等材料。如意大利史学家金茨堡从宗教法庭的审判记录中，打捞搜寻一种遭到迫害、抹杀和遗忘了的农民文化的吉光片羽。当研究涉及阅读的内部进程时，上述材料就显得捉襟见肘，回忆录、书信、日记、读书笔记等材料则是研究者通往读者心灵的桥梁。
值得一提的是，批校作为新的阅读史研究材料在近几年为史学家所采用，并使阅读史拓展了研究视野。“批校”一词源于拉丁文，1819年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在《布莱克伍德杂志》发表了他对散文家托马斯·布朗作品的“marginalia”，首次将该词带入英语世界。批校材料是指在阅读过程中直接产生的史料，比如旁批、眉批、夹批等。通过这些永久附着于文本上的回应性手写材料走进阅读者内心，与阅读者建立跨时空交游关系。
目前大多数研究从宏观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文化语境和传播动因进行解释性研究，而较少探寻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实现思想转变的具体心路历程，这部分研究的匮乏有待于通过阅读史研究范式予以深描解析。
（作者袁雪为北京印刷学院红色出版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常昕为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