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和当代民族文明构建不可或缺的两大要件，厘清二者从碰撞到结合的耦合机制，对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镜鉴意义。概括而言，这一机制的时间轴始于20世纪上半叶，包括三个子机制，即嬗变—嵌入机制、生产—转换机制、认知—互释机制。

    嬗变—嵌入机制：中国传统文化嬗变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嵌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当代的概念，与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文化、落后文化等糟粕相对。但在近代开展各类文化运动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未被独立定义和区分，仍然统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之下。传统文化是国人安身立命的集体无意识，是未经过资本冲击的封建文化，是属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诞生的安身立命的哲学思考。但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压力下，西方的外力侵逼产生救亡图存的时代醒觉，传统文化也在现代化的轨道上与外来文化碰撞博弈。此时，器物和制度的学习效仿，在“中体西用”的政治逻辑主导下逐一走向失败；在文化领域，为寻求抵御帝国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各种西方学说被引入国内迎合新的文化需求。绵延稳定的传统文化，在侵袭中国的资本狂潮中，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比较中，在救亡图存的文明反思中发生嬗变。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面临着传统文化嬗变的时空场域：一方面是救亡图存主题下的急迫现实；另一方面是各类学说涌入中国造成的激烈思想竞争，如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俄国获得胜利的理论学说，最初是与各种外来学说并行，被嵌入中国紧张的政治局势和救亡斗争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补充更替。马克思主义更新了传统的价值体系，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革命文化概念引入中国，营造出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语境，创设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集体意识，为中国文化的接续和重塑，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导向。

    生产—转换机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生产主体与革命转换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赋予了新文化建构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经历“介绍”的初始阶段，其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进程和革命实践的深化开展，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初期马克思主义翻译介绍的基础上，以发行书报、工人夜校、专著译制等形式开展系统性的宣传介绍，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和俄国的成功实践进行模式化解读，这些能动应用、实践、加工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思潮的自然传播走向文化整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文化生产主体的身份获得。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开展，又促进了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生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

    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纠正了五四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开展极具主体能动性的理论生产和文化转换工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初步的、模糊的、不自觉的尝试，发展为深度的、清晰的理论结合，这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传统文化动员的形式下，被用于社会动员和革命深化，实现了从革命文化到革命实践的应用转化，源源不断的文化实践又反哺了文化生产和发展进程，推动文化创新的深化。

    认知—互释机制：文化心理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释融合

    中国文化心理的认知特征，构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将排外强硬的“刚性”和包容变通的“弹性”作为文化的评判标准，那么中华文明显然具有弹性特征，这也是中华文化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就世界文明的发源而言，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都在各种变迁和外族入侵中中绝，但中华文明在应对外来文化（如游牧文化、印度佛教）的同化与吸收中，历经数千年未曾中断，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中华文化自古对外来文化和异族文化采取包容态度，这种极具包容性的弹性文化心理结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内在基础。

    这种弹性文化心理在理论的选择与应用上，表现为传统的务实性特征，务实性心态驱使下的实用主义诉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随着革命的演化，被实用性遮蔽的道德主义再度浮现。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型哲学，其概念范畴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目的，体现出鲜明的实践导向而非伦理导向，但传统心态所具有的道德主义，则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型的文化特征。

    在文化心理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相互诠释。值得注意的是，在互释的过程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性的部分得到充分论述，但文化交汇讲究“和而不同”，在融合交汇的文化释意中，如何基于“契合之点”对待“异质之处”？关键在于理解二者“根魂”之辨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建构的“老根”，为文明形态的塑造提供内核与动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挖掘和梳理反思，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内涵的阐释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则是为中华民族文明增添前所未有内容的“新魂”，为文明建设注入科学基因和时代因素。这一根一魂寓于同一文化有机体中，生长于中国的实践沃土上，彼此汲取养分结出文明硕果。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两种文化观念的相遇，这种相遇必然伴随着碰撞。如何平衡和协调这种碰撞？对这一命题的回应正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过程。在复杂的历史演绎中，国人对待文化变革既有过极端的全盘西化论和保守文化论，也有过折中调和的文化取向。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些态度都是狭隘文化视野下的抉择。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中国场域中激荡，构筑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蕴蓄开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国历史演变的必然结论，也是文明发展的未来指向。而在方法论层面，“第二个结合”耦合机制的启迪在于，应当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以创造和创新为手段，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引领效能，将传统文化的内涵意蕴和表达方式不断融入现代社会形态，把握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促进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和繁荣。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