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而同样为了“吃饱饭”，四川省广汉县也悄然试验着“包产到组”。但比小岗村更进一步的是，他们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以“乡政府”取而代之。
如果说小岗村包产到户，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那么向阳公社摘牌，则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试水。而这一“震撼了世界”的改革的直接推动者，就是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
常光南，河北隆尧县人，1926年出生，1947年入伍，转战太原、临潼，之后随军入川，1971年起任广汉县委书记。7年后，从该县金鱼公社（现金鱼镇）推广试行“包产到组”开始，与安徽凤阳小岗村遥相呼应，常光南悄然掀起了另一场基层变革。
当时，广大农村生产力低下，又盛行浮夸风，很多人吃不饱饭，而广汉县西高公社五大队（现为西高乡金光村）的一个生产队情况则好很多，常光南一调查，原来这里搞的是“包产到组”。
1977年底，常光南在金鱼公社搞起了“包产到组”的试点，到第二年秋收后，金鱼公社的粮食产量一下增加了500多万斤。事实胜于雄辩，后来省委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表态“方向道路上没有问题”，这给常光南吃了颗定心丸。1979年，包产到组开始在广汉全县推广。然而，这一“壮举”的直接后果便是动摇了当时人民公社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基。人民公社体制成了无法回避的阻碍。
1980年8月的一天，向阳供销社二楼，常光南召集多个生产队长开了一场“秘密会议”。会议最后决定：摘下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子，换成向阳“乡政府”；为确保事情进展顺利，当时的与会者定下了“三不准” 的原则，即不登报，不宣传，不造声势。可见当时改革的社会压力有多大。不过，当“人民公社”的牌子变成了“乡政府”时，围观群众“噼里啪啦到处放的鞭炮”说明了一切。
与历史上多数改革者一样，常光南也做好了让儿女当理发员和木匠、自己回家种田的最坏打算。就在常光南“换牌子”之后，全国人大的询问电话让常光南这位改革者紧张不已。后来，日本《读卖新闻》将他的改革称作“改变了毛泽东的旗帜”、“震撼了世界”的报道，更是令他寝食难安。但幸运的是，中央最终肯定了常光南，改革得以继续。
尽管后来先后担任德阳市市长以及市政协主席，但常光南总是强调，他这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还是在广汉的改革，“包产，群众吃饱了饭；摘牌，解决了体制的问题。”
常光南说，包产摘牌“合乎邓小平解放思想的要求，也合乎中央现在给群众办实事的要求”。但即使到了今天，82岁的他也从不认为这份功劳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他喜欢把自己比喻为一个打排球的二传手，“群众把这个球传给我了，我给它推过去，只能起这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