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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无疑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然而，奏响中国改革开放大剧序曲的，则是当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它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8级大地震，进而引发了席卷中国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这场讨论，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声。作为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胡福明也被载入了现代中国的史册。
当年40岁出头的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普通教师。与许多同龄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挣脱了“文革”沉重的政治羁绊之后，他的胸中涌动着打碎精神桎梏的强烈渴望。30年后，胡福明回忆说：“在南京大学和江苏省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大会上，我都是第一个登台发言者。南京大学是‘文革’十年浩劫的重灾区，批斗、游街、劳动改造，我都经历过。肉体上的折磨还在其次，思想上的禁锢是我最无法忍受的。”也许是出于哲学研究者的特殊本能，也许是出于这种“最无法忍受”的个性，胡福明对粉碎“四人帮”后仍然延续的思想禁锢，不仅敏锐觉察，而且做出了特殊的反应。这“反应”，是由1977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的。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史称“两个凡是”）。胡福明说：“这篇文章一出来，我当时真是吃了一惊。这等于回到了‘文革’老路子上去了。但我也很快意识到，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批判‘四人帮’、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
胡福明行动了。1977年5月，在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的一个理论讨论会上，胡福明以《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为题进行发言，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发言引起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注意。会后，王约胡给《光明日报》写稿。
写什么？怎么写？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胡福明终于下定决心，冒着“反党”、“砍旗”的巨大风险，着手撰写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把矛头直指“两个凡是”。
盛夏的南京，酷热难忍。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妻子的病床边，胡福明熬了五个通宵。妻子出院时，他文章的提纲也大致成形了。两个月后，胡福明将8000字的文稿寄给了王强华，原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说起往事，胡福明坦言：“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只是由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而文章发表之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胡福明讲的是实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思索这一问题的的确不是胡福明一人。就在胡福明撰写文章的同时，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也正指示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注意研究这一问题，酝酿、撰写相关理论文章。而刚刚走上《光明日报》总编辑岗位的杨西光，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整合”作用。他把南京、北京两路人马召集到一起，共同研究、修改文稿。经过数月的精细打磨，最后由胡耀邦审阅定稿。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为了加重分量，杨西光决定，文章不以个人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1978年5月11日，这是一个令胡福明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一个彪炳中国史册的日子，《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于次日全文刊登。此后几十天中，全国几十家报纸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大讨论，为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铺垫。
一篇文章，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一篇文章，也改变了胡福明的人生轨迹。而后，胡福明逐步转入仕途，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省社科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2001年，胡福明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