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县的杜润生,是我国农村改革派代表、农村改革重大决策亲历者,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1980年,在中央举行的长期规划会议上,他率先提出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1981年冬,杜润生等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郑必坚 中国“和平崛起”的倡导者
郑必坚,四川富顺人,1932年生。历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等职。他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整理执笔人,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央重大会议文件的起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专家之一。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近年来,他提出“和平崛起”理论,研究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等战略问题。
吴南生 改革开放第一批“闯将”
1922年生于广东汕头的吴南生,是改革开放第一批“闯将”、广东省经济特区早期的主要拓荒者。他于1979年3月向中央提议,“广东应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优惠政策把外资吸引进来”。邓小平说,就办成特区。他自此负责筹办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批,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叶选平 改革前沿“实干家”
1924年生于广东梅县的叶选平,1980年从北京调回广东工作,历任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省长,是广东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干部群众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存有观望和顾虑时,叶选平的态度是“认认真真做猫,把老鼠捉住”。他在广东11年的辛勤汗水换来一个封号——“实干家”。
厉有为 冲出思想“围剿”的勇士
厉有为,1938年生,辽宁新民人。从1990年到1998年,历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在深圳期间,厉有为亲历了两场轰动全国的大论战:1994年,针对某些学者提出的“特区不能再‘特’”论,他明确主张特区应该继续“特”下去;1997年,他因在《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 提出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子,遭到一些人的“围剿”。他的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梁广大 珠海蓝图的设计者
现年73岁的梁广大,曾是珠海市委书记、市长。他思想活跃,敢想敢干,人称“梁胆大”。在珠海的16年间,为了盘活那里的海、陆、空三条命脉,使其在华南、乃至西南的大棋盘上得到充分发展,梁广大为珠海规划了很多巨型工程——珠海机场、港口、广珠铁路、伶汀洋大桥……虽然这些蓝图有些并不是在他的任内实现的,但为珠海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雷宇 南疆赶海人
生于1934年的雷宇,是广西横县人,被称为“海南改革开放第一人”、“海南思想解放第一人”。1982年7月,雷宇履新海南,担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提出“海南要发展必须改革开放,必须向人们灌输商品经济意识,这种灌输不能靠办培训班解决,必须靠实践来提高”。两年间,他为海南引进了24个重点建设项目,帮助海南人积累了第一批“原始资本”。
“卖光”国企的陈光
1992年,时年36岁的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以明晰产权为突破口,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推进企业改革。同年,诸城市政府对该市国营电机厂等五个试点企业进行改制,企业资产由厂内职工全部买下,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入股,由企业有偿使用;次年5月,陈光又组织45个工作组进驻全市272家企业,开始全面改制。陈光“卖光”国企的做法引起全国关注,“陈卖光”也取代其真实姓名在全国传开。在许多官员被姓“资”、姓“社”的问题禁锢了改革脚步时,陈光迈步为中国国企闯出一条新路,被誉为“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第一官”。 吕日周 “家长式”改革引风暴
看过电视剧《新星》的人都知道,主人公李向南的原型就是吕日周。这位生于1945年的山西大同人,2000年被任命为长治市委书记。他以《长治日报》为阵地,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进行了一场公开监督政府工作的“实验”。同时,他在扭转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改革被称为带有“独裁”和“家长式”色彩,从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仇和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仇和,江苏盐城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曾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因勇于改革和创新,被冠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名号。1996年至2006年,仇和在宿迁市推行的数项改革,既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引来很多争议。2008年,履新昆明的仇和通过媒体公布了昆明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及职务分工情况。随即,又对在会议上打瞌睡的某局副局长提出当众点名批评,并勒令其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