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宏昌没有想到,从1978年开始后的30年间,他成了全中国最有名的农民之一。至今,他几乎每年都要接受一二十家媒体的采访。
今年58岁的严宏昌,曾任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等职。1978年11月,他带领小岗村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在此之前,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推行的一直是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即以个人为社员,以小队为单位集体劳动。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农民感受到的却是人民公社体制的种种弊端:生产上“瞎指挥”,管理上“大呼隆”,分配上“大锅饭”。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农民早已深恶痛绝。
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农村一样,安徽凤阳也是穷得叮当响,人们连饭都吃不饱。而在1978年,凤阳更是遭遇了多年不遇的旱灾,临近年底时每个劳动力只分到7斤粮食。身为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整天愁眉不展。“吃饭要靠国家的供应,花钱要靠国家的救济,就连生产队的生产也要靠国家的贷款。”
穷则思变。1978年11月24日这一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严宏昌召集了生产队的18户农民聚在村会计严立华家召开秘密会议。
屋内烟味弥漫,大家沉默不语。“分田包产到户”,严宏昌用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建议打破了沉默。很快,这一建议在会上获得热烈响应,并最终达成了一项决定:在保证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
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严宏昌执笔写下了一份不到百字的保证书,18位农民依次在这份“生死契约”上签名,并按下了自己鲜红的手指印,保证严守秘密。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失败,干部即使坐牢杀头也心甘,其小孩由全体村民负责抚养到18岁。”
严宏昌没有想到,他们仅仅为了“填饱肚子”而做的一个冒险尝试,竟无意间让小岗村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此后,农村改革的大幕在全国拉开。
1979年10月,小岗村生产队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粮食总产量6.6万公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五年的总和。然而,巨大的丰收,并没能阻止批评的声音袭来。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包产到户”一直被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遭受当时 “左倾”思想的批判。
实际上,自小岗村率先打破“大锅饭”之后,一些“胆子大一点”的公社也在暗地里搞起了“包产到户”。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带来的粮食产量逐年增高,日渐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1980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大包干”的做法。他和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对“大包干”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3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终于从农村发端,长期遭受禁锢的生产力开始得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