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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70年代”网上征文集锦

《 环球人物 》(

    笔友

    现在的年轻人有网友,我们那时候有笔友。

    想起笔友这件事,是因为前几天看电视,中央电视台第四套播了一条英国孔子学院的新闻,记者采访女校长,我大吃一惊,在电视机前喊出了她的名字:“天星!”

    她是我在1986年结识的笔友。当时,我在蒙汉混居的边陲县城上高中,学理科,却热衷看《辽宁青年》、《读者文摘》等文学读物。一次,在《作文通讯》上读到署名“天星”的作文《小街》,写了雨天转动着的伞、海外归来的游子和钢琴声,我的心弦突然被触动了。我猜想,这一定是个细腻多情的女孩子。《作文通讯》上有小作者们的地址,我一看,天星在南京一所全国知名的中学上高二,于是给天星写了一封信,提出结笔友的意愿。

    天星欣然回复,表示同意,我乐坏了。但我不敢问天星是男生还是女生,只能猜——字迹娟秀,信纸漂亮,信封上贴不干胶图案,应该是女生吧?

    没想到,后来天星大方地寄了两张照片,果然是秀美的江南少女。我受宠若惊,也照了一张,惴惴然回寄给她,以示礼貌。同学眼红我有这样的笔友,嘲笑我卖弄斯文。古板的班主任老孟,对我浪费时间交笔友,也没少冷嘲热讽。可他们不知道,南京女孩的信,给我灰蒙蒙的高中生活带来了多大的动力啊。

    我们通信多年,但从未谋面。后来,我知道她保送北大、出国、回南京执教、出书、成名、再出国。渐渐没了联系。如今在电视上看到她,依然是我熟悉的天星。

    (潘有志)

    从收音机到手机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夏夜,我躺在小天台上看星星,爸爸下班回来,郑重地掏出一件奢侈品:收音机,上面还配着一副耳机。那时候只能听到两个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但我还是激动坏了。

    后来,无线电技术日益发达,让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80年代家里有了电话机和传呼机,90年代用上了手机和小灵通。现在,有几组数字是全家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家里的电话号码、妻子的手机号码和我的小灵通号码。它们承载了无数温馨和牵挂。

    前几天,一个许久未联系的外地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他很惊喜,说只是试着打这个号码,没想到这么多年我还没换号。我的想法很坚决,70年代那会儿,搬家了就可能跟一个人永远失去了联系,那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手机号成了一个人的名片,我不能轻易地换掉它。

    (林文钦)

    照相记

    我第一次照相,是1978年,7岁,父母托公社一个干事,用牡丹牌120相机,给我们兄弟姐妹拍照。我借了红领巾,哥哥姐姐有团徽的都戴上,手表更要明显地露出来。那时照相是大事,像一个节日。全村动员起来,互相借好衣服。爱美的女孩子,借男用军帽,帽檐朝后,就成了女军帽。再借辆自行车,手扶着车把。有户人家照全家福时,男主人的膝盖露出了棉花,就让他用双手按住膝盖照。

    1985年上初二,我有机会摆弄学校的老式柯尼卡,开运动会时给选手抓拍。姐姐出嫁后我就霸占了房间,布置成暗室洗照片,铁罐子做曝光箱,红领巾蒙白炽灯,洗完了倒贴在镜子上“上光”。冲完还要题字,初中黑白毕业合影,题的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高中彩色毕业合影,题的是“瞬间?永恒”。1990年上大学,买了个青岛产的傻瓜机,“半傻”,需要目测距离。大学毕业,买了个理光的“全傻”,1050元,付款时手都发抖,这是我23年来最大的一笔开销啊!2000年儿子出生,傻瓜相机给儿子拍的面部特写失真,于是花1万多买了台单反。如今,家里有两部相机、一部摄像机,随时抓拍生活点滴。

    (潘有志)

    火车情结

    正如现在的孩子习惯飞机一样,我们是有火车情结的一代人。当年,父母的老家一个在东北、一个在江南,他们上班的工厂为了“三线建设”从中原迁到四川。考虑到半岁的我不便跟着搬迁队伍颠簸,父母把我送回太湖畔的外婆家。4岁那年夏天,母亲和姐姐来无锡,接我回四川。我好奇地打量着火车,车厢里人很少,到了广元还要换“闷罐子车”,一直开到旺苍停下,老爹在月台上等我们,我第一次见到他。

    6岁那年冬天,奶奶生病,老爹带我回东北,到北京转车时,我第一次看见了雪,觉得惊奇不已。7岁,母亲出差去老厂所在的新乡市,带我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记得在郑州火车站见到许多乞丐,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贫苦。而1982年回无锡过年和1991年回东北过年,则让我早早领教了春运的滋味。尽管长途火车上的一切都不如意,但却是我们奔向团聚、奔向亲人的唯一途径,以至于后来总有个心愿,想在铁路沿线的小区买套房子,可以随时听到熟悉的列车鸣笛声。

    (刘延斌)

    被“承包”的童年

    刚上小学的时候,“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大地初具成效。农村人被“大锅饭”束缚的热情,因为有了“可以吃饱”的前景,一下子虔诚地爆发出来。孩子们理所当然也被大人当作“大爆发”的“能量”。

    放学后,作业与考试离我们遥远到不可想象,而“割草喂猪”与“捉虫喂鸡”却是父母严肃布置的任务。猪和鸡在当时是大部分家庭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我们这些尚无完全劳动能力的孩子,就成了家庭副业的主要承担者。当然,我们也喜欢捉虫,嘿嘿,不用上课了。

    喂久了,就知道不同的鸡喜欢吃不同的虫子,还知道哪里的虫子好捉。喂完了鸡,最盼望的是吃到鸡蛋。母亲拿鸡蛋去卖钱后,总会留下几个给孩子们吃。那是最开心的时候。

    (周庆华)

    把信捎给瓦尔特

    我初中时转学到邻镇一所中学,有个男同学,个头大,名气更大,据说3岁习武,拳脚厉害。同桌问,你看他是不是像一个人?我琢磨了半夜,对,像南斯拉夫战争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男主角。这部电影,生于70年代的人都熟悉,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瓦尔特那样的英雄。同桌说,校长的女儿艾雪就叫他“瓦尔特”。我开始注意瓦尔特,在体育场上看他征战厮杀,在女生宿舍的土墙外听他用口琴吹《喀秋莎》。直到有一天晚自习,艾雪含羞低头,悄悄对我说“麻烦你帮我把信交给瓦尔特”。“70后”懂得心跳的时候,没有短信、QQ和MSN,只有鸿雁传书鱼藏剑。我忍着泪,狠狠接过信,落荒而逃。信当然没给,但他们还是结了婚。

    一晃十几年,没人知道瓦尔特的下落。前几天,我在15层的办公室里,巨大的玻璃窗外吊着一个“蜘蛛人”,长得酷似他。我险些脱口而出:“瓦尔特!你好吗?”

    (杨桦)

    读书记趣

    上幼儿园时,爸爸教我背革命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妈妈教我背唐诗:“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背着背着大喊:“我要吃大黄鹂(黄梨)!”我喜欢哥哥语文书的最后一课《彩霞姑娘》。那页的插图是五彩斑斓的凤凰驮着一个荆钗布裙的女子。她是穷人家的女儿,被迫给地主干活,饱受摧残。她的善良和悲惨打动了山上的动物,凤凰解救了她,放火烧死了地主一家。小学一年级,《射雕英雄传》红透大江南北,我找来金庸的小说看,当然很多都看不懂。书上写黄药师称妻子为“拙荆”,我在字典上查了这两个字的读音,然后心满意足地问同学:“你知道黄蓉妈妈叫什么名字吗?叫拙荆。”同学恍然大悟,我便飘飘然。长大后读到林语堂的话,“读书有二大功能,娱己,吹牛”,看来我小时候就领悟了读书的第二层境界。

    (刘洋)

    哥哥和我

    “70后”没几个是独生子女,大多有兄弟姐妹。小时候,我和哥哥有无穷无尽的乐趣。他和小朋友弹玻璃球时,我站在他身后,抱着装玻璃球的盒子。为了感谢哥哥对我的信任,我把盒子抱得紧紧的,从没失手打翻过。哥哥总会赢回许多玻璃球,让我又佩服又骄傲。他会拣出最漂亮的几颗送给我,每次都叮嘱道:千万不能吞到肚子里去。

    哥哥上学那天早上,他教我怎么看手表,告诉我短针指到11、长针指到6,他就回来了。他郑重地把爸爸的旧手表套在我小手腕上,一直向上撸,最后戴在了我的肩膀上。我“扛”着手表,第一次对时间有了概念,一上午都恨不得它快点走。

    (刘洋)

    吃货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正是长身体的时光,每天除了想吃的,啥都不想。外公外婆做豆腐,我就惦记着喝豆浆;夏天放牛,一路搜寻黑紫色的桑葚、酱红色的野草莓、蓝紫色的山茄子,再不济也要挖几根玉米秆子;上学了,抢着帮母亲买菜,能得到一点零花钱,买1分钱的板糖,2分钱的油条、荷兰水,3分钱的白糖棒冰,5分钱的牛奶棒冰、赤豆棒冰、薄荷糕,1毛钱的馄饨、圆面包,1毛2分钱的肉丝面,2毛钱的红烧肉。当然,最爱的还是1毛钱3块的泡泡糖。回想起这些,再看看儿子撅着嘴不情愿地扒拉着饭菜,心里一阵唏嘘。

    (蒋斌)

    四哥

    四哥出生于1976年,在家中排行老四,全村小孩都叫他四哥。他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坚信农村孩子的惟一出路就是考大学。四哥逃课下河玩,他母亲知道后,把满满一担农粪摆在他面前:“你要是能挑起来就不用上学了。”可怜四哥用尽吃奶的力也挑不起来!从此用功了。

    1994年,大学学费开始上涨,四哥一直视为目标的大学收费3000多元。他只能放弃,选择收费800元的北京理工大学。但他终究不爱理科,寒暑假回来,和我们讲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我知道四哥爱上文学了。文学这玩意儿,就像香烟,多数人并不需要它,也能好好地过日子,但喜欢它的人,却只会中毒上瘾。

    四哥1998年毕业,包分配的事又没赶上,他去了深圳人才市场,“双向选择”的结果是进了富士康。第一份工资只有1000多块钱,四哥热泪盈眶,赶紧寄给父母,还他上大学借的钱。

    2001年,四哥回北京考文学专业的研。“趁还年轻,赶紧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住地下室、泡图书馆、参加辅导班,第一年失败了,他第一次没回老家过年。第二年,重头再来,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年毕业,公务员队伍挤不进去,当老师又怕误人子弟,四哥又回到熟悉的深圳人才市场,找了一份编辑兼文职的工作,工资还没有离开富士康时拿的高。

    一晃又是5年,现在的四哥不再是慷慨激昂的文学青年,他结了婚,又添了儿子,对一切看得平淡。“有工作、有饭吃,周末打打球、爬爬山,难得浮生半日闲,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吴永强)

    与电影有关的岁月

    生于70年代的人,对露天电影都有着深刻的记忆吧?小时候,村里已经有电了,但2/3的时间都是停电,一片沉寂。这种沉寂只有在放电影时才会被打破。放映队一进村,我们就寸步不离看着他们卸车、立杆、挂幕布,激动得连晚饭都不吃,天还没黑就早早地拿着板凳去占座。那时没有广告,正片放映前演“加片”,就是一些纪录片,我们焦虑地等着正片开始。

    上小学后到了县城,县政府对面有唯一一家影剧院,我在那儿看的电影不少:《保密局的枪声》、《追捕》、《画皮》。这个影剧院最后毁于一场火灾。两三年后,新电影院建成,我到现在还能记起几部电影放映时的盛况。一部是《少林寺》,买票的人排长队,一次不过瘾还要看第二次。另一部是《白蛇传》,大家热烈讨论白娘子在空中飞的镜头,纷纷猜测是怎么做到的,邻居一位大伯说:“肯定是用绳子拽着。”

    (田园牧歌)

    怀念那时的上海

    人生一晃35年,最近总有年华老去的无力感。我决心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白纸黑字间,对70年代作一番缅怀。

    我怀念那时的上海。20路辫子公交车悠哉地开过静安寺和南京路。静安公园旁的立丰食品店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1角5分的杏肉让我兴奋好几天。我怀念那时的童年,没有ipad,没有麦当劳,麦乳精和大大泡泡糖绝不会有三聚氰胺和苏丹红。我怀念那时的格调。一双回力球鞋,一件蓝或白的的确良衬衫,每个人都把自己收拾得山清水秀。马路上干干净净,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摆放得整整齐齐,就算走在马路中央,也不用担心有“富二代”飙车。新华书店里,承载了多少有志青年的梦想。如今,拥有的越多,一种叫做“简单”的幸福却越远。

    (西窗寒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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