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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有网友，我们那时候有笔友。
想起笔友这件事，是因为前几天看电视，中央电视台第四套播了一条英国孔子学院的新闻，记者采访女校长，我大吃一惊，在电视机前喊出了她的名字：“天星！”
她是我在1986年结识的笔友。当时，我在蒙汉混居的边陲县城上高中，学理科，却热衷看《辽宁青年》、《读者文摘》等文学读物。一次，在《作文通讯》上读到署名“天星”的作文《小街》，写了雨天转动着的伞、海外归来的游子和钢琴声，我的心弦突然被触动了。我猜想，这一定是个细腻多情的女孩子。《作文通讯》上有小作者们的地址，我一看，天星在南京一所全国知名的中学上高二，于是给天星写了一封信，提出结笔友的意愿。
天星欣然回复，表示同意，我乐坏了。但我不敢问天星是男生还是女生，只能猜——字迹娟秀，信纸漂亮，信封上贴不干胶图案，应该是女生吧？
没想到，后来天星大方地寄了两张照片，果然是秀美的江南少女。我受宠若惊，也照了一张，惴惴然回寄给她，以示礼貌。同学眼红我有这样的笔友，嘲笑我卖弄斯文。古板的班主任老孟，对我浪费时间交笔友，也没少冷嘲热讽。可他们不知道，南京女孩的信，给我灰蒙蒙的高中生活带来了多大的动力啊。
我们通信多年，但从未谋面。后来，我知道她保送北大、出国、回南京执教、出书、成名、再出国。渐渐没了联系。如今在电视上看到她，依然是我熟悉的天星。
（潘有志）
从收音机到手机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夏夜，我躺在小天台上看星星，爸爸下班回来，郑重地掏出一件奢侈品：收音机，上面还配着一副耳机。那时候只能听到两个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但我还是激动坏了。
后来，无线电技术日益发达，让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80年代家里有了电话机和传呼机，90年代用上了手机和小灵通。现在，有几组数字是全家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家里的电话号码、妻子的手机号码和我的小灵通号码。它们承载了无数温馨和牵挂。
前几天，一个许久未联系的外地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他很惊喜，说只是试着打这个号码，没想到这么多年我还没换号。我的想法很坚决，70年代那会儿，搬家了就可能跟一个人永远失去了联系，那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手机号成了一个人的名片，我不能轻易地换掉它。
（林文钦）
照相记
我第一次照相，是1978年，7岁，父母托公社一个干事，用牡丹牌120相机，给我们兄弟姐妹拍照。我借了红领巾，哥哥姐姐有团徽的都戴上，手表更要明显地露出来。那时照相是大事，像一个节日。全村动员起来，互相借好衣服。爱美的女孩子，借男用军帽，帽檐朝后，就成了女军帽。再借辆自行车，手扶着车把。有户人家照全家福时，男主人的膝盖露出了棉花，就让他用双手按住膝盖照。
1985年上初二，我有机会摆弄学校的老式柯尼卡，开运动会时给选手抓拍。姐姐出嫁后我就霸占了房间，布置成暗室洗照片，铁罐子做曝光箱，红领巾蒙白炽灯，洗完了倒贴在镜子上“上光”。冲完还要题字，初中黑白毕业合影，题的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高中彩色毕业合影，题的是“瞬间?永恒”。1990年上大学，买了个青岛产的傻瓜机，“半傻”，需要目测距离。大学毕业，买了个理光的“全傻”，1050元，付款时手都发抖，这是我23年来最大的一笔开销啊！2000年儿子出生，傻瓜相机给儿子拍的面部特写失真，于是花1万多买了台单反。如今，家里有两部相机、一部摄像机，随时抓拍生活点滴。
（潘有志）
火车情结
正如现在的孩子习惯飞机一样，我们是有火车情结的一代人。当年，父母的老家一个在东北、一个在江南，他们上班的工厂为了“三线建设”从中原迁到四川。考虑到半岁的我不便跟着搬迁队伍颠簸，父母把我送回太湖畔的外婆家。4岁那年夏天，母亲和姐姐来无锡，接我回四川。我好奇地打量着火车，车厢里人很少，到了广元还要换“闷罐子车”，一直开到旺苍停下，老爹在月台上等我们，我第一次见到他。
6岁那年冬天，奶奶生病，老爹带我回东北，到北京转车时，我第一次看见了雪，觉得惊奇不已。7岁，母亲出差去老厂所在的新乡市，带我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记得在郑州火车站见到许多乞丐，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贫苦。而1982年回无锡过年和1991年回东北过年，则让我早早领教了春运的滋味。尽管长途火车上的一切都不如意，但却是我们奔向团聚、奔向亲人的唯一途径，以至于后来总有个心愿，想在铁路沿线的小区买套房子，可以随时听到熟悉的列车鸣笛声。
（刘延斌）
被“承包”的童年
刚上小学的时候，“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大地初具成效。农村人被“大锅饭”束缚的热情，因为有了“可以吃饱”的前景，一下子虔诚地爆发出来。孩子们理所当然也被大人当作“大爆发”的“能量”。
放学后，作业与考试离我们遥远到不可想象，而“割草喂猪”与“捉虫喂鸡”却是父母严肃布置的任务。猪和鸡在当时是大部分家庭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我们这些尚无完全劳动能力的孩子，就成了家庭副业的主要承担者。当然，我们也喜欢捉虫，嘿嘿，不用上课了。
喂久了，就知道不同的鸡喜欢吃不同的虫子，还知道哪里的虫子好捉。喂完了鸡，最盼望的是吃到鸡蛋。母亲拿鸡蛋去卖钱后，总会留下几个给孩子们吃。那是最开心的时候。
（周庆华）
把信捎给瓦尔特
我初中时转学到邻镇一所中学，有个男同学，个头大，名气更大，据说3岁习武，拳脚厉害。同桌问，你看他是不是像一个人？我琢磨了半夜，对，像南斯拉夫战争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男主角。这部电影，生于70年代的人都熟悉，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瓦尔特那样的英雄。同桌说，校长的女儿艾雪就叫他“瓦尔特”。我开始注意瓦尔特，在体育场上看他征战厮杀，在女生宿舍的土墙外听他用口琴吹《喀秋莎》。直到有一天晚自习，艾雪含羞低头，悄悄对我说“麻烦你帮我把信交给瓦尔特”。“70后”懂得心跳的时候，没有短信、QQ和MSN，只有鸿雁传书鱼藏剑。我忍着泪，狠狠接过信，落荒而逃。信当然没给，但他们还是结了婚。
一晃十几年，没人知道瓦尔特的下落。前几天，我在15层的办公室里，巨大的玻璃窗外吊着一个“蜘蛛人”，长得酷似他。我险些脱口而出：“瓦尔特!你好吗？”
（杨桦）
读书记趣
上幼儿园时，爸爸教我背革命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妈妈教我背唐诗：“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背着背着大喊：“我要吃大黄鹂（黄梨）！”我喜欢哥哥语文书的最后一课《彩霞姑娘》。那页的插图是五彩斑斓的凤凰驮着一个荆钗布裙的女子。她是穷人家的女儿，被迫给地主干活，饱受摧残。她的善良和悲惨打动了山上的动物，凤凰解救了她，放火烧死了地主一家。小学一年级，《射雕英雄传》红透大江南北，我找来金庸的小说看，当然很多都看不懂。书上写黄药师称妻子为“拙荆”，我在字典上查了这两个字的读音，然后心满意足地问同学：“你知道黄蓉妈妈叫什么名字吗？叫拙荆。”同学恍然大悟，我便飘飘然。长大后读到林语堂的话，“读书有二大功能，娱己，吹牛”，看来我小时候就领悟了读书的第二层境界。
（刘洋）
哥哥和我
“70后”没几个是独生子女，大多有兄弟姐妹。小时候，我和哥哥有无穷无尽的乐趣。他和小朋友弹玻璃球时，我站在他身后，抱着装玻璃球的盒子。为了感谢哥哥对我的信任，我把盒子抱得紧紧的，从没失手打翻过。哥哥总会赢回许多玻璃球，让我又佩服又骄傲。他会拣出最漂亮的几颗送给我，每次都叮嘱道：千万不能吞到肚子里去。
哥哥上学那天早上，他教我怎么看手表，告诉我短针指到11、长针指到6，他就回来了。他郑重地把爸爸的旧手表套在我小手腕上，一直向上撸，最后戴在了我的肩膀上。我“扛”着手表，第一次对时间有了概念，一上午都恨不得它快点走。
（刘洋）
吃货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正是长身体的时光，每天除了想吃的，啥都不想。外公外婆做豆腐，我就惦记着喝豆浆；夏天放牛，一路搜寻黑紫色的桑葚、酱红色的野草莓、蓝紫色的山茄子，再不济也要挖几根玉米秆子；上学了，抢着帮母亲买菜，能得到一点零花钱，买1分钱的板糖，2分钱的油条、荷兰水，3分钱的白糖棒冰，5分钱的牛奶棒冰、赤豆棒冰、薄荷糕，1毛钱的馄饨、圆面包，1毛2分钱的肉丝面，2毛钱的红烧肉。当然，最爱的还是1毛钱3块的泡泡糖。回想起这些，再看看儿子撅着嘴不情愿地扒拉着饭菜，心里一阵唏嘘。
（蒋斌）
四哥
四哥出生于1976年，在家中排行老四，全村小孩都叫他四哥。他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坚信农村孩子的惟一出路就是考大学。四哥逃课下河玩，他母亲知道后，把满满一担农粪摆在他面前：“你要是能挑起来就不用上学了。”可怜四哥用尽吃奶的力也挑不起来！从此用功了。
1994年，大学学费开始上涨，四哥一直视为目标的大学收费3000多元。他只能放弃，选择收费800元的北京理工大学。但他终究不爱理科，寒暑假回来，和我们讲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我知道四哥爱上文学了。文学这玩意儿，就像香烟，多数人并不需要它，也能好好地过日子，但喜欢它的人，却只会中毒上瘾。
四哥1998年毕业，包分配的事又没赶上，他去了深圳人才市场，“双向选择”的结果是进了富士康。第一份工资只有1000多块钱，四哥热泪盈眶，赶紧寄给父母，还他上大学借的钱。
2001年，四哥回北京考文学专业的研。“趁还年轻，赶紧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住地下室、泡图书馆、参加辅导班，第一年失败了，他第一次没回老家过年。第二年，重头再来，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年毕业，公务员队伍挤不进去，当老师又怕误人子弟，四哥又回到熟悉的深圳人才市场，找了一份编辑兼文职的工作，工资还没有离开富士康时拿的高。
一晃又是5年，现在的四哥不再是慷慨激昂的文学青年，他结了婚，又添了儿子，对一切看得平淡。“有工作、有饭吃，周末打打球、爬爬山，难得浮生半日闲，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吴永强）
与电影有关的岁月
生于70年代的人，对露天电影都有着深刻的记忆吧？小时候，村里已经有电了，但2/3的时间都是停电，一片沉寂。这种沉寂只有在放电影时才会被打破。放映队一进村，我们就寸步不离看着他们卸车、立杆、挂幕布，激动得连晚饭都不吃，天还没黑就早早地拿着板凳去占座。那时没有广告，正片放映前演“加片”，就是一些纪录片，我们焦虑地等着正片开始。
上小学后到了县城，县政府对面有唯一一家影剧院，我在那儿看的电影不少：《保密局的枪声》、《追捕》、《画皮》。这个影剧院最后毁于一场火灾。两三年后，新电影院建成，我到现在还能记起几部电影放映时的盛况。一部是《少林寺》，买票的人排长队，一次不过瘾还要看第二次。另一部是《白蛇传》，大家热烈讨论白娘子在空中飞的镜头，纷纷猜测是怎么做到的，邻居一位大伯说：“肯定是用绳子拽着。”
（田园牧歌）
怀念那时的上海
人生一晃35年，最近总有年华老去的无力感。我决心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白纸黑字间，对70年代作一番缅怀。
我怀念那时的上海。20路辫子公交车悠哉地开过静安寺和南京路。静安公园旁的立丰食品店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1角5分的杏肉让我兴奋好几天。我怀念那时的童年，没有ipad，没有麦当劳，麦乳精和大大泡泡糖绝不会有三聚氰胺和苏丹红。我怀念那时的格调。一双回力球鞋，一件蓝或白的的确良衬衫，每个人都把自己收拾得山清水秀。马路上干干净净，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摆放得整整齐齐，就算走在马路中央，也不用担心有“富二代”飙车。新华书店里，承载了多少有志青年的梦想。如今，拥有的越多，一种叫做“简单”的幸福却越远。
（西窗寒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