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问题为导向高扬新闻价值

    突出问题导向，需要关注现实发现问题，深化认识切准问题，高扬新闻人的担当与责任助力解决问题。第26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系列（连续、组合）、文字评论和报纸副刊的三个一等奖作品富有范本意义，体现记者的用心和直面问题的勇气，抓住个性，反观共性，由此及彼，从点到面，高扬新闻价值。

    生活中问题无处不在。问题是事物矛盾的症结，是推动矛盾解决和促进社会进步不可绕过的前行节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由此，问题导向成为新闻发现与报道的基本理念和重要价值。突出问题导向，需要关注现实发现问题，深化认识切准问题，高扬新闻人的担当与责任助力解决问题。今年第26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系列（连续、组合）、文字评论和报纸副刊的三个一等奖作品给人深刻印象，成为本文讨论样本。

    勇于直面中发现问题

    新闻作为对新近发生的有意义事物的及时报道，立足现场，“发现”成为考量记者的重要职业素养。发现是对新闻事件的及时捕捉，针对问题作深入探寻，由此张扬新闻价值。因此，发现问题成为新闻报道的基点。

    第26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系列一等奖作品《“为什么2元钱的‘救命药’没有人做？”》（载工人日报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0日），连续报道的是2元钱的“廉价药”复方新诺明针剂为什么遍地难寻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起因，源于记者在一个公益记者联盟微信群里的发现：来自辽宁的白血病患者安宁骨髓移植后连续发烧两个月，情况危急。他急需拿到“救命药”复方新诺明针剂，但该药不仅在市场上难买到，在医院里也难找到。“救命”二字，激发了记者的思考与行动。显然这不是突发新闻，也不是突然出现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而且存在多时？正是对问题的关注，引起了记者的思考，引发了记者的行动，这一“发现”体现着记者的新闻职业敏感，并由此推动记者对问题的追踪。

    追踪什么？显然是问题产生的原因。这表面看来，并非难事，要作出报道也无高深沟壑。但为什么这篇报道超越了表面，体现了“高深”的思考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言以蔽之，在于记者的敏锐，在于记者的发现。这个敏锐就是记者透过问题看本质，发现在于记者直面社会问题、对问题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入广泛的探寻，并生动真实地回答了新闻本身提出的问题：为什么2元钱的“救命药”没有人做？

    药企生产药品，因为药品成本高，2元钱的复方新诺明针剂几乎无利润可言，药企就自然不愿生产。问题如果止于此，报道不过陈述一个尽人皆知的事。记者的用心在于从“这一个”药扩展到了“整个”廉价药。在全国各地公益记者的联动中，一批公益记者通过他们所在的平台与死神展开赛跑，终于部分解决了患者安宁的急需。但人们却由此而追问：想买廉价药，为什么那么难呢？有网友在转发求助信息的过程中也感叹：“现在好多疗效很好又很便宜的药都被淘汰了，唉……”这一声“唉”正是记者进一步追踪问题的新动力，并把问题个性追向共性。一番追踪下来，记者感到：“这并非药企一家之过，需要政府、企业、医院合力，才能让老百姓用上廉价药。”问题虽进了一层，但回答还是没有尽独家之言。于是，记者的追踪与调查开始立体展开，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相关文件制定到实际效果，从医院“以药养医”机制到公立医院改革，从药品市场具体情况到购药者心态，抽丝剥茧，多层面、多角度探寻问题，借专家之口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廉价药短缺问题还应通过市场手段解决”、并需要“提高医务人员使用廉价药的积极性”的多方建议，以此完成对报道的设问回答：“实现药品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的联动，从而让廉价药重回老百姓视野。”该报道是发现问题、探寻问题，并非马上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与办法，但在探寻中，报道触及了问题的根本，特别是最后一篇报道以《“让药企愿意生产，让医生肯开处方”》为题，给了解决问题的思考与路径。从这个角度说，新闻报道完成了它的任务。

    发现问题，或者说提出问题，是新闻的要义。值得关注的是记者发现问题是在一个公益记者联盟微信群，既然是群，就会有多人参与其中。但就此问题进行追踪并报道，却是“这一个”记者。随着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新闻信息源在扩展丰富，报道引发的媒体与受众互动亦在形成新效果。该报道刊出的同时，媒体还在微博上展开了“如何让百姓买到廉价药”的微调查，众多网友参与，并对廉价药的生产、销售建言献策。在连续报道中，相关微博又被做成二维码放在报纸版面上，网友可以扫描二维码参与话题讨论。同时这一组报道还发布在工人日报微信公众号上，在网络上起到了二次发酵的效果，报道中的病友在媒体及网友帮助下找到了这种廉价救命药。传播与接受互动、报与网融合形成传播新效果，这正是融媒体带来的大众传播新态势，亦成为该报道从发现问题到直面问题的新收获。

    深化认识中切准问题

    发现问题是一种本领，需要记者的敏锐。但问题常常以多种现象呈现，最初的发现也许并非触及了问题的根本或本质。因此，发现问题还需要深化认识问题，还需要记者在敏锐的同时不断坚持，深入思考，切准问题。文字评论一等奖作品《漠视生命是最可怕的沉沦》（载衡阳日报2015年12月11日）在这方面有可贵启示。

    2015年，湖南邵东县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18岁高三学生杀害老师的惨案，媒体就此刊出众多评论。如何看待这一事件？新闻评论通过什么理念给人们以警示？该文作者切准的问题是“漠视生命”，指出这是“最可怕的沉沦”。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提出，作者介绍：新华社记者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披露了这一案件的细节，他由此看到了许多诱因：沉迷玄幻小说，性格内向封闭，人生目标缺失，家庭沟通不够……但评论作者并未把这些作为主要论点，因为他感到这是许多案例中的共性诱因，而不是触发此悲剧的关键。正是透过这些共性，作者思考着更深层的原因：“在阅读这些细节中，让我为之震惊，为之惊骇的是他对生命的漠视，他漠视的既有自己的生命，也有他人的生命。”深化认识，作者切准问题，或者说把问题引向了“这一个”所具有的“另一个”共性。

    “漠视生命”为什么是“最可怕的沉沦”？一般来说，行凶者施以暴行残杀他人生命，应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而作者从新闻报道中清晰地看到这一案件并非如此。这个学生杀害老师竟没有来由：“记者在看守所采访他时，小龙（化名）始终微笑、放松。问到对滕老师的印象，小龙笑着说，两年多来，滕老师并没有粗暴对待他或伤他自尊。记者问他杀害老师的原因时，小龙说，‘我从来没把他的命放在心上。’”“我从来没把他的命放在心上”一句，让评论的作者震惊。这令人不寒而栗的回答背后是什么？如果对他人生命不在乎，对自己的生命又是如何认识？作者对这一案件的思考，始终聚焦人物的思维与内心，从人物言行探寻其心灵世界。在小龙与记者的交流中，他说自己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住，看小说，混吃等死”。案发前一晚，小龙突然笑着对室友说，自己“大限将至，阳寿已尽”。言行、征兆，毫无珍惜生命之感，评论由此深为感慨道：“一个今年刚满18岁的青年，在漠视别人生命之时，竟然同样视自己的生命如草芥。”作者的沉思与忧虑喷发而出：“漠视生命的人不只是对自己的生命构成威胁，同样会如小龙一样，对别人、对社会带来巨大的威胁和伤害。”这怎不是可怕的沉沦？

    这正是该评论令人震撼之处。小龙“这一个”是个案，有他的个性特征。个性也蕴含着共性。“在全球青少年自杀率不断上升的同时，我国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目前，自杀已成为青少年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评论进而深刻指出了“漠视生命”成为了这一现象的共性与共因。该评论的特色，是在抓住个性的同时，反观共性，由此及彼，从点到面，抽象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该评论刊出后，读者反响强烈，提出在衡阳市各大中小学先行展开讨论和座谈，推广生命教育。

    从作者“漠视生命”问题的提出，到社会“重视生命”反馈效果的获得，正是该评论突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切准问题斩获的突出“社会疗效”。

    以责任助力解决问题

    从初评到终评，副刊作品《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载光明日报2015年2月6日）受到评委一致高度评价，最终获得一等奖。从初评到终评，笔者多次阅读该作品，既为财政部老部长吴波的赤诚精神所感染，也为作品生动朴素的描述所打动。

    生活中，人们对两个词深有感触：安身立命、安居乐业。这两个词都指向一个有形之物：安身立命之“所”，安居之“居”。这个居所，在今天更为人们所乐道，亦备受人们之重视。这篇作品，记录的正是吴波老部长关于居所的事，他的两份遗嘱，都是关于财政部分配给他的两个单元住房在他和老伴过世后立即归还财政部的郑重交代。吴波老人的第一份遗嘱立于2000年10月9日。这年，这位年轻时投奔延安革命队伍、新中国第五任财政部长的老人85岁。这年老人病重住院，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出院后他即嘱咐家人和秘书张罗立遗嘱的事，开过家庭会后，他立下遗嘱，一是他和老伴身后住房交还财政部，二是去世后后事从简。作者写道：“这份掷地有声的遗嘱，已经有两个见证人，也由儿子、儿子的代签人签名画押，按理说房子交公的事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吴老似乎放心了。两年多后，吴老年事已高，多病，也经常住院，他对去世后房子交公的事又放心不下了，同时他感到还有一些意愿，需要给财政部领导交代一下。他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他直接写给了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这份遗嘱里，吴老再次坦诚表达：“在我老伴邸力过世后，我的住房必须立即交还财政部。财政部也不要另外给他们（指吴老的子女，笔者注）安排、借用或租赁财政部的其他房屋。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两份遗嘱，一个心愿。两份遗嘱，一颗赤诚之心。两份遗嘱，一位财政部长的高洁精神。

    应该说，怎么评价这两份遗嘱都不过。坦率说，两份遗嘱，是时代的生动教材，是一辈子为共和国理财、管财的“掌财人”与“粪土当年万户侯”最有意味的比较。吴波老部长的高风亮节光华四射，怎不令人久久思索？吴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北京当财政部副部长直到离休，一直住在分给他的北京市西城区一个胡同几间年久失修的旧平房里。吴老晚年分配到的这两个单元住房，后来房改，可用较低价格购买，他却不买。他说：“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作者由此感怀道：“这个愿望，是他年轻投奔延安革命队伍时确立的。”“不沾一‘尘’地来，不沾一‘尘’地去，他要让自己的灵魂不沾灰尘，这是吴波追求的人生境界。吴波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

    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就是一座高山，那是由无数沙石凝聚而成，而每粒沙都有它的故事。参加革命前，吴老端着国民党政府陕西公路局长的饭碗，但他却为延安和共产党做事，营救了大批红军西路军。他当财政部长，他的儿孙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他没有大额存款，因为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来帮助别人，留给后人的仅有3万元积蓄。这笔钱除了付丧葬费和儿子搬出公房等费用外，几乎没有什么剩余。作者再次感怀：“享受了近百年人生美好岁月的吴波，他的长寿不是上苍的赐福，也不是用钱能买来的，他的善良、宽阔、俭朴、淡泊、真诚等等，应当是他享受长寿人生的‘营养素’。”这“营养素”是否值得我们每个人汲取？

    新闻报道，包括纪实的副刊作品，以问题为导向，以责任助力问题解决，《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是一个范本。

    （作者系第26届中国新闻奖评委，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芳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