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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组共有9名评委负责评审此次参评的111件电视作品。纵观此次中国新闻奖电视作品评奖，有五方面特点印象比较深刻：全面监督不留死角、题材两极化分布明显、新闻形式“大片”化渐成常态、“地方”“中央”实力相当、监督调查类作品稀缺。
参加第26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的评委有80多位，在 5天时间里，评委们分为九个小组按照作品类别分别审看参评作品，审看评议的作品达677件。可以说每年一度的新闻最高奖——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既是对过去一年优秀新闻节目的集中筛选和比较，也是对中国新闻业当下水平和未来走向的一次集体考察与判断。对我而言，虽然从业多年，采访制作过的电视节目不计其数，也获过不少奖项，但是担任中国新闻奖的评委还是第一次，这次评奖带给我的既有新鲜感，也有值得回味的思考。
氛围民主，程序严格
在第一天召开的第一次全体评委大会上，我就感受到了中国新闻奖评选的独特氛围：宽松、活跃、开放、民主。评委们不论来自哪里，不分职务高低皆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同意见不少，有时争论也很激烈，主持会议的记协领导对各方意见来者不拒，即使是直接针对评奖组织方记协的批评意见，也一律认真倾听。大会主席不打官腔，态度诚恳，语言幽默，不时引发全场阵阵笑声，气氛相当轻松民主。
评选阶段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前三天小组评审，上午、下午小组会，晚上主任会议。我是电视类作品的评委。此次参评的电视作品共有111件，包括消息、专题、系列（连续、组合）报道、评论、新闻访谈、新闻现场直播、新闻节目编排、新闻名专栏等。我所在的第六组共有9名评委，负责27部电视专题作品的审看，是节目总时长最长，任务量最大的一个组。
观看完毕，集体评议。在这个环节，评委们各自陈述节目优劣之处，并推荐优秀作品。就本组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大家意见相对统一，少数争议较大的节目，留待投票表决。议论之后，就开始走严格的投票程序。为了公正起见，评委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各自在事先印好的空白选票上填写心目中优秀作品的序号，再由与节目没有利害关系（其所在地区或单位没有作品入围）的评委和工作人员一起监票唱票，然后按得票总数排出本组候选节目名次。一旦出现票数相同的情况，则进行第二轮投票，最终形成本组统一意见，提交主任会议讨论。
经此程序产生的只是一、二、三等奖的候选建议作品，最终的结果需在后两天的全体评委会上进行差额评选，由八十多位评委全体投票产生。按规定，一等奖作品必须获得2/3以上评委的票数，二等奖须达到1/2票数，才能获奖。如果票数不够，有且只有一次重新投票的机会，票数依然不够的话，则不能获得该奖项。比如，此次电视评论类一等奖空缺，就属于这种情况。候选作品《被操控的检测》，在小组评选时名列第一，在大会上全体评委投票时依然名列第一，可惜两次都没达到2/3票数（其中一次仅差四票）。该作品最终获得了二等奖第一名，一等奖空缺。电视专题类还有一件作品距规定票数仅差一票，也只能获得次一等奖项。
初审标准引发争议
本次评选除得票数不够规定比例不能获相应奖项之外，还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使得一些作品失去参评资格，压根没能进入终评程序。有些类别由于进入终评的作品数量过少，甚至出现候选作品数量少于奖项数目的现象。比如电视和广播的新闻直播，各设有4个奖项，而被定评参选的节目却都只有2个（其中都各有一部作品被限制评奖等级，不能获一等奖）。因此，奖项的空缺成为必然。
出现候选节目少于奖项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提交大会评审之前，作品先要经过有关专家组严格的初筛审核。按照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规定的评选标准，作品中存在导向不当、事实性差错以及两处以上文字、标点错误（笔者注：包括读音错误、口误）等情况的参选作品予以退回。本届因差错被退回的作品达200多件。还有些作品出现了一处差错，虽允许参评，但根据差错情况被限制评奖等级，不得获一等奖或二等奖。这种对作品的严格要求自然有利于保持获奖作品的精良品质，有利于规范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等。
而与此同时，一些内容不错的作品因两处以上小差错被取消评奖资格也令一些评委感到惋惜。有评委就初审程序提出一些问题，如：不涉及原则的差错和内容的价值相比哪个更加重要？长达几小时的大型直播和只有短短几分钟的录播节目，差错率是否适用同一量化标准等。初审标准在某些方面是否过于严苛，是引起评委会上热烈讨论甚至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一些评委在会前和会上都极力陈述申诉理由，其余评委的意见也各不相同。记协领导表示将及时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使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标准不断细化，日臻完善。
全面监督不留死角
中国新闻奖评选的严格不仅体现在程序的严谨，标准的严苛，还体现在以公开促公正，全面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从初评时起，评委信息、参选作品内容等都在网上进行公示，大会上产生的评奖结果也同步向社会公开，接受360°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督审核。
要说今年的评奖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评奖结果公示这个最后的环节形成了巨大的悬念。原本以为公示只是一个正常程序，经过之前那么多严格的环节产生的获奖结果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和出入，然而，最终结果出乎我（也出乎很多评委）的意料。大会评选出来并进行公示的获奖作品共289件，其中特别奖3件，一等奖48件，二等奖90件，三等奖148件。
而经过了历年来最长公示期的等待之后，姗姗而来的最终结果是：第26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256件，其中特别奖3件，一等奖40件（含10个新闻名专栏），二等奖85件，三等奖128件。两相对照，共有33件作品被撤销。其中电视消息、广播消息的一等奖因此全部空缺，二、三等奖也多有空缺。据几位参加过多次评奖的老评委说，这样大的变化，这样强的力度是历年没有过的。
经了解，作品被撤销的原因一般是公示期间受到举报，反映该作品存在违反中国新闻奖评奖原则的问题。此类问题通常包括：导向、概念性错误，错别字、读音错误等差错，送审作品与播出作品不一致（比如经过事后修改加工）等等。经核实举报内容属实的，该作品即被撤销。评奖结果公示，果然作用非同一般，把住了作品审核的最后一道关口。将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流程全程透明化，置于社会严格监督之下，使评选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确保获奖作品的质量和声誉，维护中国新闻奖的权威性，也将促进新闻业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说完评奖过程，再来看看此次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传递出了哪些信息，个人印象较深的有如下四点。
题材两极化趋势明显
从获奖作品的题材来看，延续了近年来的势头，两极化分布趋势日益明显。所谓两极化，一极是指高端时政类、重大主题类题材。比如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相关时政报道很多，此题材在各类奖项中都有突出表现。
今年中国新闻奖的三个特别奖（等同于一等奖）中，“九·三”阅兵题材就占了两个，分别是：获得电视消息类特别奖的作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获文字通讯特别奖的《胜利的号角 和平的宣示》。而另一个特别奖，获文字评论类特别奖的《凝聚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释的是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主题。
获得电视系列报道一等奖的《大国工匠》，是对国家倡导工匠精神的配合性主题报道。与时政、重大主题报道相对应的另一极是最贴近基层的民生题材。比如，获电视专题二等奖的《黑暗中的风景》镜头对准的是一批老年盲人，他们在组团去各地旅游的过程中，克服了健康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以特殊的方式享受到和明眼人一样的快乐。评委们对此片的评价是：选题接地气，手法朴实、人物生动、情景感人。这些来自普通人、身边事的选题，因其贴近性强，容易引发受众心理共振，获得良好传播效果。
表现形式“大片”化渐成常态
此次获奖的电视新闻作品中，有不少都是以“大片”化的形式呈现的。这里的“大片”特指精品纪录片。随着传播环境和受众需求的变化，近年来电视新闻的表达方式也处于不断变革、改善之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故事风”的兴起。
以讲故事的方式做新闻，以讲故事的方式说概念。“讲故事”可以把以往形态刻板表达枯燥的新闻做得令人喜闻乐见，“讲故事”还可以把复杂高深的理论概念变得通俗易懂深入人心。讲好故事，成为好新闻追求的目标，而讲故事的方法之一就是纪实，这是纪录片的强项。此外，纪录片擅长运用声音、画面、特技等电视元素，制作水准普遍优于一般新闻节目，于是，把纪录片的方法技巧手段运用于新闻节目的制作当中，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获得电视系列报道一等奖的《大国工匠》使用了纪录片的拍摄方式；获得电视专题二等奖的《“一带一路”特别报道：数说命运共同体》第一集《远方的包裹》，更是精工细作，还采用了虚拟现实技术“一镜到底”等最新特技手段，包装形式之新、画面制作之精良，不逊于纪录大片。有趣的是，《生命缘——请你替我活下去》这个节目，以多机位记录、持续跟踪拍摄的手法，表现了一位逝者身后器官捐献的故事。起初该作品报送的是电视专题类评奖，在小组评议时也获得了高票，但其样态、手法都更接近一部标准的纪录片，最终，这部片子获得了纪录片一等奖。
以上获奖节目代表着电视新闻的一种变化趋势：一改过去粗陋简单不修边幅的面貌，开始注重包装，讲究“颜值”、卖相，手法上借鉴融合纪录片的优势，更加突出电视特点，追求更强的可视性，以获得更多观众的青睐。
“中央”与“地方”实力相当
在所获奖项数量分配上，“地方”包围“中央”态势更加突出。“中央”指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地方”指的是各省（区）、市级新闻媒体。虽然没人明说，但是大家都知道，每次中国新闻奖的评选，都是“中央”与“地方”明里暗里的一场比拼。
今年比拼的结果算是实力相当。以电视为例，想当初，央视在选题、制作水准等方面都曾以明显优势一枝独秀引领风骚，“拿奖拿到手软”并非夸张。近些年来，格局逐渐改变，一方面是为了鼓励更多新闻单位的积极性，评奖规则上做了些调整和限制，比如，限制每个单位送评作品的数额，同一单位作品在同一组别中不得获两个一等奖等。
另一方面，随着各地方台实力水平的提高，竞争力的增强，起初的差距逐步缩小，群雄逐鹿之势已经形成。这个趋势不独体现在电视上，在文字、广播等方面莫不如是。今年，地方媒体在中国新闻奖的获奖数量和获奖面上都延续了扩大态势，可以说中央与地方难决高下，秋色平分。
目前，央媒在时政、重大选题方面的资源占有，以及需要人才密集、大手笔投入的高精尖制作实力方面仍保有一定优势，比如，今年特别奖的作品依然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三家央媒尽揽。一、二等奖中主题宣传类作品央媒也表现突出。而地方台在民生选题的开掘、贴近性强的“小快灵”作品的生产、接地气的表达和形式内容开拓创新的灵活度方面独具特色。
监督调查类作品稀缺
本次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整体水平比较整齐，获奖面分布更加广泛均衡。但平心而论，非常突出，格外抢眼，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发挥重大作用的“现象级”精品并不算多，这也是不少评委的共识。某类题材比例失衡也凸显事关新闻业未来发展的一些隐忧。
比较明显的是，正面触及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突出矛盾，有独家发现的深度调查、有锐度的舆论监督、针砭时弊的评论作品明显偏少。从前面所述选题的两级化分布来看，中间缺乏的恰是此类题材。在获特别奖和一、二等奖的作品中，绝大多数是主题类正面报道或相对“保险”的历史题材。电视一、二等奖作品中，只有央视《焦点访谈》选送，获得电视评论类二等奖的《被操控的检测》算得上监督报道。与之前同类作品相比，该节目首次揭露了生产厂家在设备上作假的事实，是一期具有独家发现的监督节目。但是，从节目影响力上来看，不能与《焦点访谈》早期获奖节目相提并论。
近年来，舆论监督节目面临着题材和形式如何创新突破的难题，比较成功的例子之一是获得第24届中国新闻奖（2013年度）电视评论一等奖的《证难办 脸难看》（《焦点访谈》选送）。记者通过暗访，反映了政府部门办事难的现象，聚焦的问题意义重大，拍摄的事例生动典型。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大力促进、推动了政府部门全面改进工作作风。而今年，在获奖作品中对重大现实问题和社会突出矛盾的有力监督和评论几乎不见踪影。
不仅如此，对于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重大突发事件（事故）的新闻报道，在本次获奖作品中也数量稀少。这样的现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值得新闻从业者从新闻业如何更好发展的角度好好研究和总结。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高级编辑，第26届中国新闻奖评委）
责任编辑：杨芳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