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的传媒公信力反思

    应对“后真相”，需要新闻专业价值的支撑，需要职业新闻生产者担当起公共生活的信息提供者、事实采集者的角色；应对虚假消息与舆论极化，更需要新闻人的专业立场和担当精神，坚持新闻“求真”，坚持公共服务，做真相的维护者。

    当前，传媒公信力面临新挑战：一方面是网络和社交媒体带来的虚假信息等甚嚣尘上，成为伤及媒体公信力的“飞去来器”；另一方面，处于社会传播体系核心的主流传媒受众流失严重，极大地削弱了其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基础，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

    基于此，剖析后真相时代传媒公信力的困境与问题，反思和重建传媒公信力，具有现实紧迫性。

    后真相时代的传媒公信力困境

    源自西方的炙手可热的“后真相”一词，描绘出“情感对舆论的影响胜过事实”这一社会文化境况，使建立在事实和真相基础上的传统传播价值受到冲击，给传媒公信力带来挑战。

    被稀释的公信力

    传媒公信力指新闻媒体所具有的被公众信赖的内在力量，是传媒立身与发展的根本。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统计，在尼克松执政的20世纪70年代，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达到70%以上，而2016年则跌落到32%。①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逻辑同样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着传媒应有的公信力。新闻传媒在追求自身商业价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商品交换法则进入到包括媒介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导致一定时期市场化媒体低俗报道和假新闻的泛滥。传媒竞争建立在以“利益”为本位的传播目标上，竞争的是商业利润。

    另一方面，技术逻辑也是稀释传媒公信力的重要推手。社交平台的崛起取代了社会大众接触新闻的传统渠道，将主流媒体挤到了生存边缘。在欧美，脸书和谷歌等占据了新闻流量的80%。在国内，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已成为人们接触新闻的重要入口。这些接触渠道的变化，直接割裂了社会大众与传统新闻渠道的关联，无形中稀释了主流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公信力。

    事实与公信力的悖论

    在西方，后真相时代标志着社会新舆论生态的形成，即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特别是在西方的政治选举环境中，表现为一种畸形的舆论生态，为那些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条件。他们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挑起更多情感化的想象，放大和强化于自身有利的观点和意见。这无疑遮蔽和消解了传统社会所认可的事实和真相，从而给奉行事实原则和真相原则的传统媒体带来巨大冲击。

    新传播技术条件下，人们的注意力向新兴媒体转移，新闻信息的碎片化、社交媒体的圈子化也带来了对事实的情绪化。在新媒体场域中混杂的个人情感和情绪，也引发了人们对主流新闻的偏见和拒斥。因此，在我国特殊国情下，后真相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新媒体、社交媒体场域中的虚假、谣言与极端情绪发泄等问题上。当更多的人从圈子传播和社交传播去获取信息和认同时，主流新闻和信息就会被疏远，传媒公信力就被架空。在“低头族”“手机族”那里，情感和想象成为新闻信息的核心与重点，社交媒体上不充分和低质量的内容成为其“主食”，而疏远主流媒体则成为年轻群体的无意识选择。

    信任侵蚀：社交媒体的信任异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新型社交媒体的兴起，受众从传统的垄断传播渠道中解放出来，更趋向于优先选择接触自己信任的新媒体渠道和社交网络，以符合他们固有的立场和价值观念。然而，社交网络空间的传播充满着偶然性、不确定性和虚假信息，这无疑也给整个新媒体蒙上阴影，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被侵蚀和异化。

    我们知道，信任是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和合作行为的期待。然而在网络空间信息传播却出现各种“信任异化”——如无原则信任、盲从、固执己见。同时“信任以一种反传统、极端化、民粹化的姿态出现在社交网络上”②，表现为舆论的非理性、极端化，结果演化为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文化，弥漫出对主流的轻视、对权威的质疑、对传统的反叛，这些逆反的心理状态和不满的情绪切合了后真相时代的病症，从而使建立在受众与媒体之间的传统信任被侵蚀，网络空间中的媒体公信力也为人所弃。

    新传播技术下公信力流失的原因

    新传播技术深度改变了新闻传播生态，重构了信息收集、整理、分发、反馈等诸多环节，新闻传播进入2.0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反思新闻传播公信力的流失原因十分必要。

    传者问题——把关弱化、核实缺位、自我过滤。新闻业自身的危机，是目前新闻公信力下降的根源。新媒体的冲击与传统媒体市场转型的步履维艰，维系新闻业的经营模式日益式微，职业媒体人的部分逃离，残酷的市场竞争，都成为公信力问题的导火索。

    首先是“把关弱化”。如2017年假新闻《河南大学生娶同学妈妈》竟然被多家主流媒体网站转发并引发热炒，就是由于把关不严、不负责地网络“抓取”的结果。据《新闻记者》年度假新闻报告显示，大部分危及新闻公信力的虚假新闻都与把关疏漏关系密切。

    其次是事实核查缺位。2016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范冰冰母女共侍大佬》《津巴布韦总统因奥运会没能得奖牌下令逮捕代表团》等臭名昭著的假新闻均因各大主流媒体网站事实核查缺位造成。③

    此外，一些媒体的信息自我过滤也成为影响传媒公信力的另一个隐形杀手。自我过滤是指因为某种压力而放弃一些重要新闻。比如前段时间的舆论热点“疫苗”事件，主流媒体并没有及时有效发声，导致人们的诸多非议。传播环节的问题，造成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显示出新闻传者的缺位，从而形成虚假新闻。

    受众分化——选择性接触、信息茧房、对立解读。新闻公信力的形成是在传播与接收的双向过程中达成的。既有赖于传播主体释放的真实和真相，也依赖于受众的积极参与和反馈，在互动中构建出传媒公信力。但是在新技术打破传统媒体单一渠道的背景下，受众有了更多选择，增强了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这事实上有架空传媒公信力的嫌疑。一旦受众放弃接触主流渠道的信息，而选择相信社交网络上的谣言和虚假信息时，事实和真相就无法到达受众，进而就会导致片面性理解和事实性误解的形成。

    新传播技术还促进了传统新闻分发的革命性变化——即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以充分满足个性化信息需要。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生动地描述了“个人日报（DailyMe）”现象。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定制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或杂志。但这却终将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当人们只接收自己喜爱的信息，便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机会。另一方面，新闻的选择权由受众转移到了算法平台，被算法喂食的公众，也会失去自身的独立理解能力，此外，由于社会的不信任文化漫延至网络，容易产生更多逆反心理，促成人们的反传统思维和对立解读的情绪。这些问题最终表现为受众对一切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本身即是对传媒公信力的拒绝。那些曾经出现多次的新闻反转、舆论转换，就是明证。

    舆情乱象——情绪泛滥、群体极化、解释权让渡。当新传播技术赋予受众独立自主选择权后，整个社会的舆情稳定性就被削弱，潜在的风险和舆论冲击会不时出现。

    情绪化舆论是冲击媒体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方面。2017年4月“泸县太伏中学学生坠楼死亡”事件，本是一起普通的学生安全事件。在政府三番五次辟谣并非校园暴力的情况下，一些网民仍然指责政府在处置过程中隐瞒事实、敷衍塞责，直至主流舆论和声音被淹没。“群体极化”将舆论引向偏激，削弱了主流声音。在美国，脸谱网发送的所有信息大多是符合受众口味的信息，这不仅不能加强沟通，反而可能加剧群体极化，使不同族群的沟通和交流被阻隔。同样，在很多情况下，主流媒体和主流声音缺席，会导致对社交媒体的“解释权让渡”。例如，研究发现，美国右翼新闻宣传网络非常依赖社交媒体，约有60%的假新闻流量都来自脸书和推特的超链接。④

    重建传媒公信力的进路

    从宏观看，互联网及依托其上的社交媒体，改变着这个世界及其传播体系。置身于这一环境中的新闻传媒，不仅受到新的传播生态和规则的制约；同时还受到经济、政治与社会系统中诸如城市化、乡村社区消失、城乡关系重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此关系中，重建传媒公信力成为一项需要系统思考的工作。

    应对市场逻辑，增强传播专业性。在我国社会转型和传媒市场化过程中，新闻传媒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在商业化、市场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传播失范、假新闻禁而不绝等问题。对此，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应从编辑权、采访权与经营权的独立开始，在媒体内部维护采编部门以“专业主义”为依据的新闻价值判断，这是专业性的起点；其次是核实事实机制的建立，当前由于采编投入削减和深入现场的投入减少，外部网络信息源增多，致使事实核实成为媒体的薄弱环节，因此需要媒体从采编播报等机制上加以弥补，加大事件采集的投入；其三是传媒需要加强对公共性的追求，以高质量产品满足社会大众的信息需要，这是传媒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应对技术冲击，提升传播的公共理性。对于新闻舆论场域中的新问题，需要提升舆论传播中的“公共理性”。哲学家所说的理性,指的是社会个体的一种认知能力，个体理性是一种不完全理性，也是一种有限理性，因而常常表现为个体的主观性和个人利益，而缺乏公共性和正当性。公共理性则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机制和能力。因此，公共理性源于个人理性又高于个人理性,它摆脱了个人理性的偶然性与主观性,而拥有客观性和公共性。因此，随着社交媒体介入新闻传播领域，我们需要培育社交媒体的公共理性，提升各方信息传播的客观性和公共性，从而摆脱非理性与虚假新闻。

    应对“后真相”，重视事实立场和担当。2016年出现的“后真相”，在国外主要指政治领域内虚假信息的传播和情绪化胜过事实的现象。其中充斥着精心算计的谎言、蓄意的模糊、有意的疏漏及指控、陈词滥调等政客言词。在国内却表现为社交媒体舆论场中的各种谣言甚至情绪化攻击，表现为社会大众或部分水军对事实的抹黑或有意歪曲。应对“后真相”，首先仍然需要新闻专业价值的支撑，即需要职业新闻生产者担当起公共生活的信息提供者、事实采集者的角色。有学者指出：“新闻业传达公众舆论，作为开放而且理性的能动者，在社会的‘真相体制’中不可或缺。”⑤其次，应对虚假消息与舆论极化，需要新闻人的专业立场和担当精神，需要坚持新闻“求真”的精神，坚持公共服务的立场，成为事实的发掘者和真相的维护者。

    应对网络乱象，提升社会大众媒介素养。网络传播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提升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成为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总体看，需要提升五种能力：媒介认知能力——即认识和了解媒介的传播属性、社会功能、传播机制及优点缺陷的能力；媒介使用能力——即公众运用媒介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理性批判能力——主要是指对人们对媒介内容的辨别和批判能力，分清正确和错误、有用和无用的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表达能力——即利用媒介进行自我表达和理性表达的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即运用媒介学习知识、获取技能、并获得社会资源以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

    规范传播秩序，需要自律与他律。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无孔不入，需要重构社会传播秩序，加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自律与他律。一是加强传播主体的“自律”，规范传播行为。从传统媒体角度看，要避免过度的商业化和市场逻辑的侵入，担当起公共传播的社会责任。从社交媒体角度看，传播主体的泛化和多元化，是造成信息把关不严、谣言多发的根本原因，需要加强对网络传播主体传播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通过法律法规加大整肃传播秩序的力度；二是要针对网络空间虚假、低俗、恶意信息及侵犯隐私等乱象，加强顶层设计，将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平台纳入依法管理范围，让其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三是要积极推动网络媒体行业自律。通过倡导新媒体行业遵守诚信规则，形成自身行业规范，营造风清气正的新媒体运营生态。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史安斌、杨云康：《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9期。

    ②全燕：《“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现象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③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2016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7年第1期。

    ④方师师：《社交媒体信任缺失之痛》，光明日报2017年9月13日。

    ⑤潘忠党：《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