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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摘要：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自主新闻功能标准尚未建立，对国家政策的依赖使新闻专业标准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非专业化状态，这影响了对外传播话语权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建构进程。如何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新知识体系，科学地进行国际话语权建构是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亟须解决的问题。对外传播须遵循话语传播规律，建构强知识系统，科学有效对外传播，建构民族真实。
关键词：对传传播 制度化建构 知识权力 话语知识
国家话语权的建构是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下进行话语生产，并通过话语传播建构社会现实，行使制度权力。特定国家运用制度权力建构“普遍真理”并框架其社会行为。所谓“普遍真理”，即 “知识” 框架，是社会制度权力的拥有者（民族国家或群体）建构、传播以供人们应用的一整套社会标准和规范体系。媒介制度既是知识系统的参与建构者，也是话语知识传播的介质系统。话语的建构过程亦是知识系统框架社会行为的过程。
知识系统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知识形成与社会建构
知识是人类文化的凝结，它既包括构成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也包括人们为了达成特定目标而配合使用的特有方法和技术。所谓“知识”系统是社会权力的持有者（群体或民族国家）建构、传播以供人们应用的一整套社会标准和规范体系。以知识应用来规范人类事务，对于主体来说是权力行使过程，对于客体来说则是一种统治行为。知识系统生成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关系系统，因此有其情境特性。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情境中，话语实践的权力关系模式形成了正式的“知识”系统(Peet & Hartwick, 1999, 130)。“知识”系统具有动态流通的特性，它呈现从“强权力”群体向“弱权力”群体流动的趋势,并且大多呈现单向流动的特征。弱权力群体对强知识权力的适应和内化既是一个获得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接受权力控制的过程，因此知识系统是社会权力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知识”即“权力”。知识是社会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同样存在路径依赖，即知识能力越高，其拥有的社会权力越大。知识接受是一个从感知到认知，从接受到适应并最后内化成价值观的过程。因此认知度越高，知识的有效性越高。
图1：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建构流程
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建构流程
从社会制度权力的行使到知识系统建构再到社会现实建构是一个不断放大和扩散的过程，就如同一条河流从源头到建立分支再到最后的百川入海（见图1）。当知识系统在群体间流动时，会受到接受知识群体一方的反抗，这种反抗力量来自接受群体固有的文化惯习和其他话语知识选择。新知识系统的建构对“强知识权力”的反抗，需通过解构和重建“知识系统的标准或规范”来实现，这种反抗的机会成本较高，需要足够的社会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积累才能实现。新闻制度权力既是知识系统的参与建构者同时也是“强知识权力”流动的传播系统，因此在传播知识和建构社会现实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制度对话语的社会建构
话语控制系统
福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套自发的由制度管理的话语系统。话语形成有其内在和外在的规则控制系统，内在规则系统决定了“要说什么”和“什么能说”，而外在规则系统则框架了话语的“什么最重要”。
话语的内在控制系统界定了话语的生产规则，包括话语实践者自身的作用、学科间的界限以及对知识权威的尊重等。在福柯的话语研究中，话语的内在控制通常被认为是正向的权力建构系统，而外在控制系统通常被认为是权力建构的负面控制系统。事实上，话语的内在控制系统为社会行为人提供的是与社会权力关系配置相一致的自我建构技能。因此，话语行为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社会“认同”，而是隐含在权力统治下的一种“建构认同”。话语的外在控制系统是以界定权力的社会合法性的方式将某些“认同”排除在外，即以强制的制度权力关系配置来建构话语的社会认同。从社会或国家管理视角来看，话语的内在控制系统与外在控制系统不存在绝对的正负面之分，只是共同建构社会“真理”的两个方面。
话语的制度化建构
话语建构过程并非是一个完全遵循内在规则的结构，而是一个内外联动的系统。它在特定的制度（权力关系）情境中建构组织内部的话语生产，同时遵循制度逻辑的话语实践规则，在建构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制度变迁与存续的理由。
制度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通过建构和维持社会规则框架来影响和定义社会行为，最终实现社会目标的制度权力关系。因此，在媒介话语系统中，新闻制度及其社会制度权力关系决定了新闻话语的结构及其“框架”。福柯还认为社会制度的功能就是行使权力，这种权力通过建构的真实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存在”（Brigg, 2002, 429-433)。因此在一定时期的话语实践中，外在的社会制度权力决定了“什么最重要”。
制度（权力关系）通过话语（符号权力）所进行的社会建构是从想象认同到实施制度化、职业化和同化，最后完成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话语建构的制度化过程是指话语主体的产生和主体行为的出现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在话语使用情境中的话语实践和规则的发展，也指话语实践的结构化或常规化。话语建构的结果既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制度对话语建构的概念模型（见图2），又称话语关系模型，它既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制度内部的权力关系对话语的建构，也可以用来解释国家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话语控制(Brigg, 2002, 432; Escobar, 1995)。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权力是社会现实建构的实施者，也是话语建构结果的决定因素。
新闻制度的权力关系建构国家话语权
在新制度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家或者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媒介组织制度被认为是影响政治话语的三个主要因素②。这种分类虽然强化了政治和经济制度权力对新闻制度权力的影响，却忽视了文化权力场域是新闻场域权力最直接的制度环境。话语权与政治和经济资本的比重的确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文化生产场域中不断进行的自主与他律的争夺才为新闻制度建构的话语效果提供了解释和依据。文化资本的累积并转化为符号权力，是话语建构社会结构的前提，在因果关系上理应作为独立的影响变量。
传播学者卡斯特指出，媒介发展使当代的国家或政治辩论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媒介空间”内。③在这个空间里，“国家”或“政治”是按照媒介制度的内在逻辑所建构的。他认为，媒介主导的政治空间并非是由媒体主导，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和政治进程，但媒介制度的内在逻辑的确框架和建构了政治话语。卡斯特的“媒介空间”论深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学说的影响。然而，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说，哈贝马斯是对18世纪末政治爱好者盛行的“新闻黄金期”的公共领域与新闻媒体关系进行研究，他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中的已知项，并对假定不变的“媒介逻辑”进行影响策略分析。他将“协商民主”的美好愿景寄托在媒介的自我规制即“媒介自律”和客观中立上，却没有考虑媒介制度如何在国家框架内联合其他社会结构力量共同建构传播行为和政治辩论领域。
事实上，媒介制度和媒介逻辑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已知条件。新闻制度只是一个半自主的制度环境，是在与其他社会制度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可变因素。新闻场域既是社会各制度权力冲突和互动的平台，又以其自身的制度逻辑影响和建构政治（国家）话语的内容与形式。新闻制度权力是新闻场域整体的结构权力，是社会制度空间的权力因素斗争和互动的结果。将国家因素带回到新闻制度分析中，既增加了制度约束的正式化因素也提高了有意制度变迁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新闻的制度权力越大，与国家政治制度关系越密切，在国际传播中的政治话语质量就越高，影响力亦会随之增强。
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自主新闻功能标准尚未建立，对国家政策的依赖使我国的新闻专业标准呈现出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非专业化状态，这也影响着我国对外传播话语权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建构进程。事实上，文化知识系统所构成的新闻判断要远远大于简单的意识形态标签，知识的制度模式深深植根于人类意识并且比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制度都更为广泛地分布于人类社会。中国媒体需要在了解西方的话语建构规律的同时，建立自己强大的知识传播系统，遵循制度建构规律进行科学有效的话语建构。从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新闻话语生产模式中可以看出媒体存在的“拿来主义”现象，虽然我国对外传播的新闻功能与文本结构都已经和西方国家的“主流”模式从形式上越来越接近，但媒体自身的话语生产能力不足以及新闻话语使用模式的褊狭都使我国的对外传播话语建构缺乏公信力和影响力。因此，如何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新知识体系，科学地进行国际话语权建构是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亟须解决的问题。
（作者王凌超系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张宏莹系大连海洋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Peet, R., & Hartwick, E. R. (1999),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Escobar, A.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Benson, R. (2004). Bringing the sociology of media back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1, 275-292。
③[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