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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的美国大选，是潜伏多年的媒体乱象在政治领域爆发的结果，印证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特朗普的逆袭使社交媒体反民主特质显露于世，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思考。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 社交媒体 民主制度
剧情几经反转，美国大选终于在一片错愕声中落幕。颇为应景的是，民主样本国的政治强震助推“后真相时代”概念突围成为2016牛津年度词汇。英国《独立报》在推特中悲观地感叹，我们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而且回不去了。
这是一个被颠覆的政治局势重新激活的概念。早在2004年，美国传媒学者拉尔夫·凯斯敏锐地捕捉到政治环境的变化，出版《后真相时代》一书，阐释西方选举政治新动向：在后真相时代，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
这是一个细思恐极的社会趋势。如果说，真相已不再重要，那么以追求真相为终极职责的媒体的职业伦理基础是否已经逐渐消解？自互联网携带强大的商业基因面世以来，如何让媒体赚钱、赚更多的钱就成了行业主流话语，而被渐渐遗忘的是，作为一个具有神性光芒的机构，在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结构中被奉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媒体应更多地体现价值层面的独特作用，除了发挥对精英阶层的看门狗作用，媒体的另一重任是承担整个基层社会的公民教育职责，因为理想制度的落地最终必得依赖具备美德的理性公民，一定程度上，媒体是否恪尽职守致力于公民政治素养培育事关民主质量，而其履职状况则要接受周期性的民选制度的检验。
借由本次大选，潜伏多年的媒体乱象终于在政治领域集中爆发，引发美国各界潮水般反思与批判。虽然主流媒体表现同样令人失望，但更多的火力点对准完全罔故媒体固有价值逻辑的社交媒体。大选过后，牛津大学飞利浦?霍华德教授提出“社交媒体正在扼杀民主”的观点。放在几年前，这样的反潮流观点可能会有政治不正确之嫌疑，现如今一大批持有类似观点的人走到前台，公开质疑掩藏在民主面纱之后的社交媒体的反民主特质。
在真相已被冲击得无关紧要的后真相时代，重启媒体与民主这个被尘封多年的话题，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指向。本文尝试通过检视媒体理想与大选之际社交媒体界面上呈现的新闻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揭示社交媒体对塑造理性公民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社交媒体对民主制度构成终极挑战的命题。
媒体的本质
牛津大学斯特恩·雷根教授曾经指出，“民主制度是一种必须受到精心呵护的政治制度，其缔造者与践行者们必须付出决心与恒心，否则它最终不过是一触即溃的沙上楼阁而已。”越脆弱，越珍贵，万物皆如是。
在民主制度的闭环中，被誉为“第四权力”的媒体不可或缺。诚如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所言：“任何存在民主的地方，新闻业就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从而帮助建立或是维持代议制政府。”为保证多数决的民选制度能够良性运转，媒体的要务之一在于承担社会化的公民教育职责进而夯实民主的社会基础。媒体通过提供有益并客观的报道，鼓励公民参政议政，培养批判性思维，提高整体政治素养，日积月累为人类的理想制度输送源源不断的理性公民群体。具有强烈道德意蕴和社会伦理向度的公民才能深谙手中选票的分量与深远意味，以实现公共善和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秉持务实严谨的态度对待手中的投票权，推举出符合公共利益的政治人选。人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个体在道德和智力方面的自我完善需要借助于媒体这根拐杖的支撑作用。
为实现公民教化，媒体的基础职业伦理要求做到两点：
一是提供真相。伦敦大学威廉·戴维斯教授认为：“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中，真相从来被认为占有神圣位置。每当民主跑偏，当选民被人操纵或政客欺诈，民众都会诉诸真相，而寻找事实真相责无旁贷地由媒体来承担。”提供真相的媒体是社会在既定轨道上不跑偏的必要稳定器，只有民众了解事实真相才有望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公众利益的理性选择，社会才能向好。如果民众被虚假消息误导，理性判断的基础被抽空，选举则会演变为闹剧。
二是保障民众知情权。知情以自知，秉持客观原则的媒体有义务为受众呈现多方声音与全面报道，培养民众容纳多元观点的开放心态，基于此而做出的选择才能相对客观公正。但是人类理性的局限使得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本性上，我们宁愿相信与自己观点趋同的信息，下意识地过滤异见，任其发展的话人类将会失去对事物客观判断的能力，变得偏执与极化，闪耀理性光芒的公共对话则难以展开。可以说，客观公正的媒体在人性进化过程中发挥着逆水行舟的作用，帮助人类抵抗并克服固有弱点、与偏见抗衡、让生命成长，最终成就美好社会。
如果媒体彻底放弃基本的职业操守，民主制度还能顺畅运转吗？本届美国大选正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媒体的异化
8年前，奥巴马乘着社交媒体东风成功入主白宫，互联网神话以优雅的姿态飘落凡间，8年后，帮助特朗普挑落既定秩序的依然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社交媒体，此番却引来舆论狂轰滥炸。当代表着发展趋势并被寄予厚望让直接民主成真的社交媒体在民主运行最为成熟的美国反向爆发出惊人破坏力之时，几乎所有人都被震撼得目瞪口呆，就连被誉为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都倒戈，认为社交媒体上的误导性信息使人们无法辨别是非，美国人将不知道去捍卫什么、为什么而战斗。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却是易碎品，只要一个环节断裂，就可能满盘皆输。在复盘大选过程中，人们终于发现社交媒体乱象已到了令人战栗的地步，是后真相时代的主要推手，其颠覆媒体固有价值观的行为可以简要归纳为两点：
首先，被商业逻辑主宰的社交媒体充斥着谎言与假新闻。隐性的理念决定显性的行为，社交媒体是一个没有携带太多道德基因的媒介品类，在很多传统媒体人眼里，它能一路高歌所向披靡是带有原罪色彩的，本届大选，不顾底线的逐利性终于被放大至挑战文明社会的极限。美国Buzzfeed研究发现，大选期间，相比主流传统媒体新闻，假新闻在社交网络上传播速度更快，更有商业价值。例如，远在南欧巴尔干半岛马其顿,“假新闻点击业”十分兴盛。镇上年轻人开设了诸如“今日美国保守派”“唐纳德?特朗普新闻”等一百多个网页，发布各种要么纯粹造假、要么严重掺假以固化读者偏见的帖子，诸如“教皇背书支持特朗普”“希拉里即将被定罪” “奥巴马说非法移民可以投票”等数百条点击率超百万的假信息，靠获取脸书和谷歌等广告分成赚得盆满钵满。更为致命的是，少有人关注后续对假新闻的纠错报道。真相在社交媒体时代严重失守，劣币已成功地驱逐良币。
其次，社交媒体为换取点击率不断向受众推送“你想知道”的内容来迎合原有观点，其异化程度令人惊讶。沃顿商学院教授乔纳?伯格的研究表明，比起纠正性、解释性或调整性的事实报道，以惊惧、愤怒或惧怕为情感色彩的报道总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是社交媒体天然的传播属性决定的:适合病毒式传播的常常是情绪凌驾于事实之上的观点表达。在与坚守的信念自相矛盾的证据面前，人们往往首先罔顾事实，诉诸情绪，所以中立客观的报道很难引起共鸣。就是这些符合人们既定口味的大量同质化信息将人们层层包裹在“过滤气泡”中，受众既不会看见那些意见相左的消息，也不会看到挑战自身价值观的内容。由此，不明事理的人们看到的内容越多，自身便越偏执，群体的非理性情绪不断蔓延强化。颇具讽刺的是，这种现象与希拉里的竞选口号“在一起，更强大”（together, stronger）正好暗合。
试举一例。特朗普不断发表政治不正确的种族歧视言论，不多时日，保守州南卡罗来纳的一位选民便向记者坦言自己十分担心国家安全，他认为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穆斯林，现在是时候该强迫他们离开了，否则只好自己动手解决。而在他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听说过其他候选人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相反言论。社交媒体高度选择性的信息筛选机制正在让社会碎成一地，难以融合。
现实不乏荒诞：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待解之题
互联网这个集各种传播优势于一体并使直接民主神话触手可及的技术工具自面世以来，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主流话语体系倾向于论证它作为支撑多元社会民主实践的积极价值，层出不穷的学者满怀激情地阐释新技术如何魔术般地打破既有的媒体、文化和知识垄断局面，打开一个通往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秩序之门。
但是，总有洞若观火之辈能清醒地保持对过于美好事物的合理怀疑。维纳早在《控制论》中就预言: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可能性；2002年，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恩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预见：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网上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2004年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撰写《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其主要观点是市场的趋利性会伤害现有民主，眼里只有利润的商业化媒介集团一味迎合受众终将带来“极具破坏性、非理性的结果”。
在整个行业被市场逻辑绑架之时，提示媒体关注社会责任的种种警醒显得既落伍迂腐又孱弱无力，难以引起足够重视。但是，诚如恪尽职守的传统媒体人所谨记:“媒体是有别于其他商业的另类生意”，其强烈的外溢效应与政治属性注定一旦使用不慎，它很可能会不经意间从政治帮手变成政治杀手，恶果将伤及普罗大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选过后，社交媒体乱象暴露出的反民主特质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当然除了批判更应当致力于建设，谁来拨乱反正？如何矫正？涉及具体行动的问题才最为棘手。
令人悲观的是，世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如今，美国关于媒体改革的备选项并不充分，主流意见倾向于回归常识与传统，呼吁增加非营利机构并创建更多的地方媒体中心，这种声音其实一直存在，《富媒体 穷民主》一书早就指出：媒体改革必须进行“广泛的政治运动”，把媒体组织建立在非营利基础上。
回到故纸堆，翻出对痛点视而不见却停留于道德幻想的乌托邦化的解决方案，总给人一种对空喊话的虚幻感，其脱离现实语境之处在于，首先，“后真相时代”创造了劣币（假新闻）通行无阻的良机，造价高昂的良币是否有望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撑面？其次，以促进公共善为首要宗旨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是对剑走偏锋的商业媒体价值伦理的适度回拨而非全面替代，能指望以它的细弱胳膊去拯救理性全面衰落的社会吗？
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重构新闻机构的话题重新被关注的背后是已产生质变的现实。第一，媒体与政治的孪生关系显性化。由媒体病变带来的社会病全面爆发使民主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视并矫正媒体行为更加具有现实紧迫性。值得注意的是，大选过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众主流大报订阅量呈现近年来少有的增长，读者回流兴许能给仍怀揣民主理想的传统媒体以力挽狂澜之信心与实力；第二，传统媒体暴利时代已成过往，如有部分转型为非盈利机构的同时适度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许是可行且不算最坏的选择。
面对摇摇欲坠的民主制度，人类显得黔驴技穷。《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一语道破天机，自从蒸汽时代以来，政治节奏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可是技术变革速度已大大超越政治进程，类似于互联网这样的技术会不动声色地对政治施加影响。人类对迅速发生的变化失去了理解能力，旧的故事坍塌殆尽，留下空缺亟待填补，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而且我们需要尽快获得它。然而，目前阶段，我们仍然处在失望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刻。
站在历史的空窗期，我们何去何从？何为何不为？
（作者单位：北京电视台）
责任编辑：冷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