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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元旦到来之际，乔·史塔威尔（下文称史塔威尔）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发来邮件，署名下方带着一个中文链接，写着一行中文：“这里是我上一本书《亚洲教父》的中文正版图书链接，比盗版的便宜！”
《亚洲教父》是史塔威尔2007年的作品，2011年中文版面市，盗版据说屡禁不止。这是让他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成名的著作，书里分析了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富豪们的发迹之路，剖析了地产商对香港经济的操控，以及东南亚富豪依靠垄断发迹的真相，将笔触伸向了最为敏感的“金钱与权力”话题。史塔威尔的新书《亚洲模式》则更深入地探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并从中寻找推动中国经济向前的力量，受到英国《金融时报》的高度评价。
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后，史塔威尔要记者到时候一定要寄一本《环球人物》给他。“我能读中文，就是读得慢一点。”他说。
裙带成风的“东南亚模式”
史塔威尔对亚洲的研究，从东南亚富豪们的敛财模式开始。通过大量的调查和走访，他打破了许多流传已久的“神话”，并将其在《亚洲教父》中披露出来。比如他写到，很多亚洲富豪喜欢标榜自己的“草根”背景，但真正底层出身的富豪极少。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曾告诉史塔威尔，自己“从未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他们致富是靠关系和人脉，包括婚姻。在香港富豪里，李嘉诚事业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娶了有钱的舅舅之女，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的印染业巨头之子，郑裕彤也是靠婚姻关系进入周大福珠宝。马来西亚富豪郭鹤年的父亲经常和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创始人拿督翁主席打麻将，他本人和两位总理是同学。再比如，亚洲富豪们也并非如他们标榜的“生活节俭”，相反经常是随意、放纵的。有一位印尼大亨的女儿说，她的父亲“一生对女人和性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有18个得到承认的妾，和她们生了42个孩子”。
史塔威尔发现，这些富豪真正的发财之道是“垄断市场、操纵价格、避免竞争、围标政府合约，并千方百计取得专利权”。在土地招标中，“几个有钱人投标，做做样子，最终一位得到了，然后去喝茶，瓜分利益”。“特许”性质的垄断权力，是他们的发财捷径。比如，泰国的他信家族经营丝绸、金融、建筑以及房地产业，他信本人是军校毕业生，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在警察局职位不断升迁，获得了电信等领域的特许经营权，最终成为泰国首富。在印度尼西亚，林绍良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苏哈托的亲属一起垄断进口丁香权，后来又垄断面粉生产，获得了进军房地产、纺织业、橡胶等各种产业的资本。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则是靠获得进口粗糖的大部分配额而赚钱。在香港和马来西亚，六大富豪是靠博彩业的垄断权发迹，进而为集团企业提供资金。澳门赌王何鸿燊1961年得到了澳门博彩垄断权，并在1986年又延续了15年。此后是霍英东，他在澳门赌业也拥有很大股份，后来郑裕彤也加入澳门博彩经营权之争。霍英东进行了大量房地产开发，郑裕彤的“新世界”发展了一系列上市公司，都是靠赌场上赚的钱来支撑的。
整个过程中，大亨们要贿赂许多高官显要。一位富豪说，他为了得到一种执照，贿赂了一位首相。还有一位富商说，当地政客“每个星期都没钱”。大亨们每天都很忙，但经营的主要是“关系”。苏哈托的妻子被商界称为“提成夫人”，他信在回答一位历史学家关于政府相关工程的提成时直言“一般是10%，非常大的项目可能降到3%到5%”。史塔威尔说，东南亚是“关系商人”的“真正发祥之地”。
而通过关系致富的结果是，这些富豪通过垄断和权钱交易而非技术创新获得巨大的财富。他们不愿从事艰苦的工业生产，也不喜欢竞争激烈的进出口业，而是控制了能源、原材料、地产、商业超市、码头、运输等上游行业。他们还拥有自己的银行，获得几乎利率为零的资金，从经济运行中提取旱涝保收的较大价值。而真正在国际上竞争的，却是中小企业。对整个地区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依靠国家的“东北亚模式”
在史塔威尔看来，东南亚模式是失败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尽力推动科技进步，有的国家现在已沦为“工业化垃圾堆”，如菲律宾，就是一个“技术落后，贫困人口比率高得惊人的第三世界国家”。
相比之下，史塔威尔认为“东北亚模式”更为成功，中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这个模式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国家引导下的工业化，大力发展制造业。比如韩国的铁腕统治者朴正熙，就曾经“公开宣告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同时低调奉行国家控制之实”，强力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并在金融等方面予以支持。韩国也“强迫”本国制造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失败的企业遭到淘汰，通过培养、保护和竞争，造就了强盛的民族企业。这就是讲求实际的“国家主导型政策”的成功。
史塔威尔认为，中国和东北亚的另一成功经验是搞土地改革。他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美军占领，美军强制推行了土地充公与再分配，韩国和台湾地区也搞过类似的土地分配。由于劳动力充裕，在较小的地块上进行集约式耕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和粮食产出，农民有了钱可以买本国制造商的产品，这样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推行土地承包制度，通过政策性银行融资扶持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做法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中国很长时间，研究也集中在东亚主要经济体发展道路的比较上。这些经济体的共同点是什么？
史塔威尔：我在我的最新作品《亚洲模式》里说，有3件事决定了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第一是土地改革和高产出的家庭农业。第二是政策重点放在能够雇佣很多人的制造业上，这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竞争力的最佳途径。第三是用经济学家所谓“金融抑制”的办法，支持产业政策，这意味着实行资本管制，保持对银行的紧密控制，使银行支持国家的发展目标。
环球人物杂志：多年以来，中国一直被称为“世界工厂”。现在，中国的决策者正试图致力发展以服务业为基础的产业。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史塔威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通过在制造业企业工作来学习宝贵的技能，这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增值水平相同的服务业岗位，通常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源技能水平。但是，随着国家的进步，这种平衡必然更多地转向服务业。这里的挑战是，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步伐要比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步伐更难，因为服务业对人的依赖性较大。中国应该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提升其制造业的水准。当然，目前在许多行业，硬件和软件是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区分已经打破。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制造业的扩张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该如何解决？
史塔威尔：正如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的日本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韩国一样，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答案不是需要更多的法规，而是执行已经存在的法规。最简单的办法是，工业用电的价格应该上涨，这样制造企业就不会在低成本的火电基础上进行竞争。
当国家变富裕，法律就更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许多人都说，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如果中国要继续发展，应该如何完善它的法律制度？有些国家成功转型为发达国家，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史塔威尔：当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时，产权和法律制度就会对经济发展变得更加重要。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法治远远不是许多西方评论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但现在它正在成为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些经济发展较快、但是推迟了体制和政治发展的国家，如日本和意大利，后来都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代价。
环球人物杂志：在《亚洲教父》中，亚洲国家的很多商界巨子通过与高官密切联系而赚取财富。这种情况如今有变化吗？中国的那些大老板们又如何？当中国政府发起反腐败运动的时候，这种“商业模式”是否变得风险更大了？
史塔威尔：在我看来，东南亚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有“关系”的商人们都能赚钱，他们没有必要创建与国家发展利益一致的制造业企业。中国则不同，虽然也有很多腐败，也有人利用“关系”牟利，但政府仍制定了国家发展计划，通过它，中国能够提高其技术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当然，政策还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中国的不平等现象也是令人震惊的，但中国仍在推动国家发展项目，大量的中国民众都可以参与到这些项目之中，这是印度尼西亚或者泰国这样的国家不会发生的。我们所关注的是，中国的项目是否可以继续向前推进。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看来，中国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中国以外的人能否接受这个理念？
史塔威尔：我不太确定中国梦是什么。美国梦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应该让每个人都可以有成功的机会，即使通常这并不是真的。在中国，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寻找一个明确的中国梦是一个过程，正在持续进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