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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昌东把航空俱乐部办成救援中心

通过社会办公益,让政府不花一分钱

本刊记者 尹洁 《 环球人物 》(

    人物简介

    徐昌东,企业家,1952年出生,早年经历坎坷。1983年赴美留学,1988年成立达西集团,1990年起先后在中国内地投资旅游、航空、新能源等产业。现为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协会会长、直升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被称为“中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之父”。

    采访徐昌东是在一个雾霾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的北四环上堵了半个小时,见面后也自然谈到了空气污染和拥堵的问题。“如果二三十年前,我们能把空气治理好,道路规划好,而且还能实现盈利,今天的城市就不会有这些严重问题了。”徐昌东说。在他看来,这些公共管理事务都要用市场化思路去完成,才能够有效率地持久发展。

    总是在找市场机会

    对徐昌东来说,“市场”这个词甜酸苦辣、五味俱全。1983年,31岁的他怀揣40美元,登上赴美留学的飞机。到了纽约,从肯尼迪国际机场打车到曼哈顿,花了他28美元。他原想靠剩下的12美元熬过开学前的两个星期,但第三天就熬不下去了。他去了一家制衣厂打工,后来又到一家中餐馆端盘子。到开学时,攒了一两千美元。

    此后4年,他一直边读书边打工,拿下化学和计算机两个硕士学位,每月还给家里寄100美元。毕业后,他在波士顿的一家企业工作了一年。1988年,他在长岛成立了达西集团,做起了贸易。“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农民分到了地,需要化肥,我又是学化学的,就选择了化肥生意,当时的市场非常好。”挖到第一桶金后,他很快扩大经营范围。从1990年开始,他在中国内地试水旅游、航空、新能源等产业。

    除了化肥,徐昌东还想把很多国外的“好东西”带到中国来。美国有一种“分时度假”,把酒店或度假村客房的使用权分成若干次,按10年到40年甚至更长期限,以会员制的方式一次性出售给客户,会员每年可以到此住宿7天,还可与其他会员交换住宿地,实现低成本旅游。徐昌东一直想把这套东西引入中国。2000年,“黄金周”出现了,徐昌东决定回国创业,并在国内推广这一做法,但并未成功。“我犯了个错误,一张卡如果要用20年,将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必须有一整套与之相配的诚信机制。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我引入得早了。”

    徐昌东的另一个不成功尝试是瓶装鸡尾酒。以往,鸡尾酒都是现场调制,美国人上世纪90年代发明了调好后装瓶出售的鸡尾酒,他把它带回中国,却发现中国人几乎不喝鸡尾酒,直到现在这种产品也没普及。不过,正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失败中,徐昌东最终摸到了一条新路——用市场化方式来做直升机紧急救援。

    直升机救援

    说起这项事业,徐昌东又讲起往事。

    1984年,徐昌东还在读书。他每个周末都去参加海钓。“我们50个人在一条船上,船两边各有25人,钓一种二三十斤重的蓝鱼。鱼饵是一条不锈钢小鱼,前面有钩子,鱼线像细钢丝一样,鱼竿也非常长。那天,我们在海上走了45分钟,船长用声呐定位仪找到了鱼群,大家开始甩竿。意外发生了。”有个女孩不会甩竿,把鱼钩一下子甩到船的另一边,勾住了一个男孩子的眼睛。瞬间男孩满脸是血,一船人全乱了。

    40多岁的船长非常有经验,先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动,同时按下警报按钮,与紧急救援中心通上话,然后拿出一个手掌大的医用胶布,冲到伤者身边,把眼睛、鱼钩、鱼线全部封在胶布里,然后剪断鱼线。之后,船长用扩音器对大家说,已通知紧急救援中心,10分钟之内就会有直升机到来。

    “我根本不相信,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出发地45分钟了。我就一直看着手表,到9分钟左右时,一架美洲豹直升机真的在我们头上盘旋,然后放下一个航空吊篮,船长把人抱上去,飞走,伤者的眼睛保住了。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当时我就想,早晚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建立一套这样的救援机制。”徐昌东说。

    回国发展多年,徐昌东没忘了这个梦想。在汶川大地震中他看到,尽管国家全力救援,但因缺少直升机造成了不小损失。“固定翼飞机在救灾中作用不大,因为灾区没有跑道,下不去。只有直升机能无障碍地悬停在空中,是最有力的救灾工具。”

    既挣钱又崇高的事业

    国家开放低空领域后,徐昌东开始生产直升机,并提出一个新思路:救援直升机,国家只用,不养。“紧急救援的范围是一个直径600公里的圆圈,直升机能在2小时内到达。根据黄金72小时的救援标准,全中国需要50个紧急救援中心。”而业内人士认为,要在我国构建起以直升机为主的24小时航空救援服务网络,保守估算需要约1050架直升机,至少投入300亿元人民币。在徐昌东看来,这么多的直升机,国家就是买得起,也养不起。

    环球人物杂志:5年前你就开始推动直升机救援的市场化运作,在鄂尔多斯、昆山、福州都有了通航产业基地,清远的航空俱乐部也已设计完毕。这个行业最终能把赚钱与救人统一起来吗?

    徐昌东:这有一个前提。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1000到1500美元时,会发展汽车;到四五千美元时,会发展通用航空。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国家要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同时,富豪群体的出现,意味着私人飞机要进入家庭。这些资源是可以利用的,在每个省建一个私人航空俱乐部,市场化经营,让相关各方能够实现盈利。会员加入俱乐部时要签约,一旦国家发生灾害等紧急状况,可无偿征用其飞机进行救援。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这个想法有人赞同吗?

    徐昌东:2010年7月,中国国际紧急救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我在会上提出了国家不养飞机的理论,获得了基本一致的认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有效。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认为,这可以作为他们紧急救援的辅助方式。他们现在是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岸警卫队,但总有死角。日本的紧急救援本来更多还是靠政府,福岛大地震发生后,大海啸冲垮了机场,跑道淹没,战斗机都给冲到一边,只有直升机能无障碍地进入灾区救人。灾难发生后第九天,日本有个代表团来到我的办公室,表示认可和采纳国家不养飞机的理论,希望在他们的每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都建立这么一个体系。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这一产业市场化运作的困难在哪里?

    徐昌东:如果完全按照传统方式运作,推广就很困难。只有让人们从中获取正当利益,他们才会自觉地参与进来。其实,私人飞机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高利税,比如,经营一个航空俱乐部涉及飞机维修、保养、租赁,还有配套的会所、旅游、婚庆、酒店等,需要2000多人,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能挣钱,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来投资,这个行业就能蓬勃发展。对老百姓、投资者、政府来说,都有利可图。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在中国,这样的救援行业初具规模需要多久?

    徐昌东:应该不用很久。如果30年前,有人说中国的汽车产量会超过美国,不会有人相信。私人飞机现在也是这样。我认为按目前情况,用不了20年就会超过美国。

    为了培养人才,2013年末我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通航(低空)产业经济与应急救援高级研修班,为期9个月,学员主要来自通用航空主管部门和航空公司、俱乐部,还有地震、急救等相关单位。课程主要是通航的管理、法律法规等。我想只要有15年,就能实现不需要国家投入的直升机救援产业,这绝对是个有市场前景的崇高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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