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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互联网背景下媒体传播格局的变化，全面论述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工作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舆论引导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总体格局，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构想。
“四全”媒体赋能传播优势
总书记提出的重要观点和战略构想，特别是“四全媒体”建设在实践中得到充分检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正能量”发挥倍增效应。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传中，主流媒体发挥媒体融合的优势，全方位、宽视角、深层次报道，以令人信服的成就宣传，深化了“四个自信”，巩固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在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提振了士气、凝聚了人心，表达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的坚定信念。
“引导力”不再是短板。面对当下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主流媒体主动设置议题释惑解疑。香港骚乱突发，一度扰乱公众视线；中美贸易战持续，一度造成紧张焦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度令人困惑不解。主流媒体运用新媒体技术优势，及时播发大量报道和评论、图片、视频，廓清事实、揭示原因，屏蔽谣言、还原真相，在涉及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重大问题上，全媒体联动、多平台呼应，把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媒体之融轮廓渐显。推进融媒体建设势在必行，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刻不容缓。融媒体建设不仅是技术，而且是意识形态工作；不仅是媒体自身工作，更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从县级融媒体的创新到主流媒体主动转型的尝试，都凸显了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拓进已成为潮流和趋势，融媒体建设在我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势头。
媒体转型仍是进行时
何为融媒体，其内涵和外延还缺乏科学定义；媒体怎样融合，还需在实践中摸索。但无论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媒体在党的建设、国家治理等政治经济领域的作用没有变、地位没有变、任务也没有变，变的是呈现方式、传播渠道、流程再造。融合方式、途径如何更加有效，资源集约、结构完善、差异发展怎样体现，是国际和国内媒体转型面临的难题。
总书记提出媒体融合发展，根本目的是做大做强主流舆论，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从当下国家媒体融合发展的现状来看，或可作出这样的判断，统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媒体的关系，才刚刚破题；多样化展示、多介质推送、增强新闻报道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有待在实践中深化。总之，互联网背景下的国家治理作为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各方面继续努力，作出理论探讨和实践创新。
关注冒出来的新问题
近年来，互联网背景下的舆论传播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送、VR、5G等令人应接不暇。互联网治理、网上内容建设，特别是自媒体、社交媒体正面引导和综合管理，还缺乏有效机制。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丰富性、多样性，肯定其在国家治理中所具有的理念优势和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不能只重视技术，忽略新闻舆论的政治属性；只重视方便快捷，忽视其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影响；只重视娱乐性，忽视其对文化思想道德的深层影响。在充分肯定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媒体建设的同时，更要注意当下舆论引导工作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后真相”不可消解“真实性”。新闻必须真实，这是新闻学理论一个亘古不变的原则。新闻就是新闻，不是虚构传说，不是造谣惑众，不是娱乐八卦，不是信口开河。不能用“后真相”消解新闻真实性原则。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忽视新闻信源的可靠性、忽视权威发布的必要性、忽视发布新闻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新闻真实性受到质疑，这是对新闻事业的巨大伤害，也是对新闻公信力的致命摧残。应该明确，包括自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发布，一经传播，就必须承担责任，不允许谣言满天飞，故意伤害应付出相应代价。还应该明确，新闻报道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基本事实不应该被扭曲甚至篡改，要把认识的局限性与主观恶意编造假新闻严格区别开来。
对一般受众来说，很难区分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而随着多媒体的介入、多平台的传播，已经造成了辨识的困难、判断的困难、选择的困难。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传播的无序可能加剧社会矛盾紧张、社会情绪失控，也会给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提供可乘之机。这种情况在一些重要关头和关键时刻很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必须从国家根本利益的高度加以认识和处理。
必须占有舆论场“绝对份额”。新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使人们获得信息更加便捷、丰富，但也带来一个问题，面对复杂多变的舆情，把握舆论导向的难度加大。在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骚乱等报道和评论中，主流媒体发挥了“定盘星”作用，但境内外各种报道和评论在自媒体上大量传播，也造成了思想混乱。还有西方媒体持续炒作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打击民营企业论”“成就宣传吹牛论”等错误观点多有渗透，干扰人们的认知方向。特别是近些年来，社交媒体在敏感意识形态问题上，出现认识的对立和观点的交锋。这些是否会对人们思想产生消极影响，也值得注意。总书记在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要“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机制”。实践告诉我们，工作机制的完善，关键是落实。党管媒体，不应该有盲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应时紧时松；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应贯彻在所有媒体的方方面面。
当下，舆论引导要特别注意警惕民族虚无主义污化中国革命的历史，警惕利用当前民生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困难瓦解信心；警惕借由某些突发事件主导的民主人权等议题；警惕因某些司法个案的不当处理而否定我国司法制度和新闻制度；警惕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舆论环境助长消极悲观情绪。总之，在涉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这样一些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不给错误观点和言论以传播空间。这个问题尤其需要在自媒体、新兴媒体、商业平台等媒介上严格加以约束和管理。
不可一“关”了之、一“弃”了之。主流媒体特别是传统媒体在互联网背景下，显然不再具有技术和传播优势，必须正视这个现实。要注意的是，不能单纯用经济效益衡量媒体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主流媒体所担负的新闻报道任务本身也不能用商业化标准衡量。不论媒体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主流媒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要在政策上帮助主流媒体实现全面转型，而不是一“关”了之、一“弃”了之。与此相应的是，媒体竞争是人才竞争，只有留得住、用得好，才能体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引导的优势。传统主流媒体面临转型压力，不少新闻单位面临发展困境，造成业务骨干流失，这应该引起关注。
由于社会环境变化、传播手段变化、受众阅读方式变化，给传统主流媒体带来许多困难，但同时也应看到，新闻机构的确存在体制机制不够灵活、职业预期不明朗等问题。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深化传统主流媒体自身改革，给媒体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更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更有力的利益保障机制；要让传统主流媒体的业务骨干，有职业自豪感，有发挥才干的空间，有实实在在获得感，得到全社会尊重和肯定。
体系构建应摆上日程
理论：必要的区隔。新闻传播是构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各个国家国情不同，除有一般新闻规律，还有基于中国特色的新闻发展之路，这同样适用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媒体融合。换言之，我们应该构建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区别的、建立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础之上的新闻理论和实践体系。
实践：从解决脱节入手。从新闻教育实践来看，理论与实际、学术与应用脱节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比如，新闻科研教育不能简单套用理工科考核体系，尤其是不能刻意强调学者必须有受西方新闻教育的背景，论文发表不能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片面强调学历而忽视能力；又如，学界和业界不能楚河汉界、壁垒森严，以至新闻人才的培养与实践要求、供给与需求脱节。概言之，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有益经验，特别是学习互联网衍生的各方面新技术，也要逐步摆脱以西方理论为主的研究范式，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闻教学和科研体系。这同样是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强做大主流舆论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建设。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陈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