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如何有效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需要认真研究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媒体作为一种“中介性因素”，在政治文明的传播中承载着重任和担当：从时间上连接历史与现在，也即批判继承传统政治文明；从空间上连接内外，也即理性吸收其他政治文明并传播自身政治文明；从内部结构来看，其中介性还体现在勾连政治文明整体结构中的其他要素。新形势下政治文明传播中中国媒体的新使命是：促进政治文明传播主体的形象转变；推进政治文明传播中的话语建构；加快政治文明传播的媒体领域融合；驱动政治文明传播中理想与现实的契合。
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如何有效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在传播媒介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媒体在政治文明传播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那么，从理论上讲，媒体在政治文明传播中该有怎样的担当？
政治文明建设离不开政治文明的传播
政治文明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政治文明的融合发展过程，就是在媒介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的政治文明传播过程。
随着全球化及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媒介技术的触角伸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不可能再是一个孤岛，他们或以政治文明的主动传播者、或以政治文明的被动接受者处于政治文明全球传播的网络之中。在这个政治文明的传播过程中，各个国家或民族，通过内生和外汲的方式创造着各具特色的政治文明。
当然，从根本上讲，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明，无论汲取多少外来的政治文明因素，均基建于自身的政治实践，而任何政治，其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传播过程。可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传播形态是其政治文明形态在政治传播上的体现。反过来，政治传播也通过塑造政治实践形塑着政治文明的形态。特别是在互联网发展普及的新时代，政治传播主体的多元趋势及自主性，使其对政治文明的反作用更加凸显，加速着政治文明的升华。政治文明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持长时间内不变，而是呈现出在传播中动态变迁的状态。因此，可以说，不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政治文明都不再是一个地理封闭和时间封闭的事物。这种空间和时间的开放性，意味着不应将政治文明的建设视为一个静态的过程，而应注重政治文明建设的动态性，即要刻意着力于在传播中建设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政治信息，其传播过程属于一种特殊的政治传播。作为人类共享的政治成果，政治文明具有“非政治冲突性”，因而也具有最广泛的可传播性。可以说，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也是政治文明传播的结果。正像有学者所言，政治文明的产生很少有重复发明的例子，政治文明的扩散往往是通过政治传播（无论是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的传播）而实现的。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单个文明封闭演进的独奏，而是多元文明相互碰撞和交流的交响乐。可以说，正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创造的政治文明，通过相互之间的传播塑造了现代政治文明，各种形态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正是在传播中升华到普遍性而惠及全人类。
从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伟大战略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华民族持续加大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以政治文明传播主体的崭新姿态，主动加入到人类政治文明传播之中，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做出了中国贡献，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为我们更有效地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政治文明开创了新的时代。
媒体在政治文明传播中的角色定位
政治文明的传播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媒技术迅猛发展、新兴媒体日益勃兴的今天，媒体更是担当着政治文明传播的时代使命。因此，在全球传播格局和传播秩序变革中，中国的媒体如何占领传播高地，成为中国特色政治文明传播使命中的重中之重。
从学理上来讲，媒体作为一种“中介性因素”在政治文明的传播中承载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任和担当。
第一，从时间上连接历史与现在，也即批判继承传统政治文明。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曾指出，社会遗产的继承是传播的重要功能。作为政治层面较高级别的社会遗产，政治文明是在文明的历史性和延续性之中得以建设的，作为在现代社会中重要传播媒介的媒体则在其中扮演着核心中介的角色。如何将传统的政治文明予以批判性延续和继承，并促进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化及与现代政治文明的结合，是媒体在政治文明的历时传播中扮演中介角色的基本担当。
第二，从空间上连接内外，也即理性吸收其他政治文明并传播自身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空间开放性决定了政治文明是在共时传播中得以建设的。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内而外的政治文明信息的输出，二是由外而内的政治文明信息的输入。对于前者，作为政治文明输出的中介，如何以更为有效的方式总结、表达、呈现政治文明进而促进政治文明的认同，是媒体的重要职责。对于后者，在政治文明信息的输入过程中，输入什么，如何输入，媒体负有“把关人”的重大责任，这是媒体在政治文明的共时传播中扮演中介角色的基本担当。
第三，从内部结构来看，其中介性还体现在作为沟通政治文明整体结构中勾连其他要素的桥梁。传播学者施拉姆指出：“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媒体的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技术载体的新媒体的发展，已经使媒体成为社会政治运行和变迁的重要因素。作为以政治文明建设为目的的政治文明内部传播中的中介因素，媒体实际上扮演着众多政治文明组成要素的一部分。其所扮演的角色是沟通各个要素背后的传播主体。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趋势，使政治运作处于多中心之间的引力和张力网络之中，媒体作为各种力量的表达中介及其中的一员，致力于在传播中建设政治文明，特别需要把握如何协调各方面力量，如何促进各方面力量的合力朝着升华政治文明形态的趋势前进，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政治文明的内部认同。这是媒体在政治文明内部传播中中介角色的基本担当。
新形势下政治文明传播中中国媒体的新使命
在新形势下，中国如何建构自身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定位其在全球政治秩序之中的位置和角色，这关乎中国政治文明未来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作为后发展国家，能否在有幸赶上信息革命的大潮之时，优化中国政治运作机制，建设和传播中国政治文明？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均当义不容辞。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媒体在未来的中国政治文明传播中有更优异的表现。
促进政治文明传播主体的形象转变
中国记协最新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6年）》显示，近年来，中国新闻媒体通过“积极开展互联网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与海外华文媒体合作”“打造媒体交流平台”“密切媒体双边交流”等方式，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得到了进步与发展。然而，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媒体在对外传播中仍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有研究指出，中国媒体在一些非洲国家当地精英圈中认同度并不高等，这种现象的背后，因中国媒体的官方色彩而引起的意识形态宣传的猜忌恐怕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这种刻板印象导致传播信源信誉的降低，造成了不良的传播效果。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多年，但不论在政治文明的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中，不论是政治文明的传播主体还是对象，不论是有意为之还是主观担忧，不论是真实的意识形态还是对意识形态的恐惧，都仍旧有意无意地成为政治文明传播中难以打破的坚硬外壳。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对外政治文明的传播与交流来说，中国媒体未来应在对内和对外政治文明的传播中弱化官方色彩，促进政治文明传播主体的形象转变，打破其所附加在本无政治冲突性的政治文明表层的坚硬外壳。这种弱化、转变与打破以作为政治文明的组成要素的媒体的自主性强化为基础。
实际上，近年来，在一些国际传播实践中，已经出现传播主体由单一垄断向多元共进转变。例如，在非洲，不仅有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的声音，也有像“四达时代”这样的中国民营企业大举进入当地广播电视市场。可见，中国媒体已经在积极促进政治文明对外传播主体的形象转变。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除了在对外传播中的努力之外，未来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历时、共时及内部等多维度传播中，媒体在传播主体角色形象转变方面会更加有所作为。
推进政治文明传播中的话语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其中话语体系建设占据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对于中国来说，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已逐渐达成共识，接下来，选择怎样的话语、如何选择话语进行政治文明的传播，则仍需深入探讨。话语是传播中最具深刻性和普遍性的中介。因此，媒体在进行政治文明传播时，须以话语选择为前提。在政治文明传播中，话语不仅是政治文明的表征，也内含着政治文明的价值。这意味着话语的选择不仅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即用怎样的语言、修辞去表述政治实践所体现的政治文明，还需要重视话语本身的生产。有学者从“国家复兴”的角度指出，国家复兴的政治学话语建构，在古今中西维度上虽然有所推进，但困难重重。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在话语建构中的现实情况，值得我们格外重视。事实上，从政治文明的话语建构来看，我们也存在这样的困境。
近些年来，中国传媒业态和国际传播形势正发生着巨大变化。有学者指出，在国际重大事件现场中中国记者声与影已经不可或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央电视台(CCTV)、新华社和中国日报(China Daily)以及2016年底成立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与英国BBC、美国CNN等世界老牌传媒记者并驾齐驱，发出中国声音；中国传媒集团国外分支机构建设初见成效,外国面孔在CCTV演播室讲述中国故事。中国媒体对外发出中国声音的众多案例，体现了中国媒体在政治文明对外传播的话语建构方面的尝试和努力。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已突破７亿，新媒体的普及运用也在逐渐调整着话语建构背后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也影响着政治文明话语的建构过程。未来在传统媒体转型及新媒体发展的背景下，在政治文明的多维度传播中，媒体在建构中国政治文明的话语体系中的作用与担当，已然是众目所望。
加快政治文明传播的媒体领域融合
媒体融合发展是近些年来媒体发展的重要主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2013～2015年对全国报刊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估及据此建立的融合案例库显示，中国媒体的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已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
从政治文明的传播来看，中国媒体的融合发展所呈现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对从内部传播及连接历史与现在等方面建设政治文明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国内媒体领域的融合，不仅有利于打破因媒体的区分导致的交流的结构性障碍，破除舆论场分化的技术基础，建设促进交流的公共空间，也有利于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中各个要素之间在各方面的协商沟通。当然，媒体融合对于通过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拥有强大实力的新型媒体集团进而促进中国政治文明的对外传播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全球的传播格局中，特别是新媒体领域，中国的传统媒体或者新媒体，与西方媒体的大众使用相比，在结构连接方面还有很大的距离。这种结构性的障碍，不仅阻碍着政治文明信息的输入，更阻碍着中国政治文明信息对外输出方式多样化、大众化、民间化的可能。这种情况，不利于中国政治文明在传播中的建设，也不同程度阻碍着政治文明在三个维度上的传播。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媒体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种由于受众使用媒体的差异所带来的传播结构性障碍，已经开始逐渐拓展媒体的传播领域，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不仅积极开设微博、微信账号，截至2016年底还开设了110个境外社交媒体账号，这种媒体领域的境外拓展，可以说是对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理念的丰富。在未来，我们期待，中国媒体由“墙”变“桥”，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惠及全人类。
驱动政治文明传播中理想与现实的契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媒体作为政治文明传播的中介因素，在进行传播时对于政治文明的认识还存在不足。比如，过于偏重通过“宏大叙事建构理想社会”的方式进行对内对外传播。有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国内媒体表述的是一种制度理想或制度安排，而制度理想和制度安排的结果则是制度现实”。这样一来，当媒体传播的制度理想、制度安排无法对接制度现实时，也即三者无法吻合时，传播的效果适得其反。就政治文明层面的传播而言，更是如此。政治文明本就处于政治信息中较为抽象的一极，如果在传播中无法将之与现实的政治运行、政治经验相契合，无疑会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中国政治文明的传播，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应将传播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当前中国政治的进步状态，不仅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和成就上，而且更主要地体现在现实政治生活的实际变化和进步方面。因此，对于中国政治文明的传播，需要认清中国政治的现实，总结中国近些年的政治发展经验，将之总结、抽象、萃取出政治文明层面的政治信息，通过传播，与世界其他政治文明形态形成有效“共振”，以内在性地融入人类政治文明的体系之中。
（作者荆学民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淑婧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武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