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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重大政策规定的制定出台，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动因。
如果说，自2011年8月起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改进创新新闻工作的重大举措的话；那么，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就是反对形式主义、改进工作作风的范本。“八项规定”不仅是对强大民意的尊重与顺应，还源自一个执政党在新形势下对所面临风险挑战的清醒认识。对此，媒体人要本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新闻实践进行再一次自我解剖，重建勇于自我革新的高度自信。
2007年6月，《瞭望》刊发《“体制性迟钝”的风险》一文，首度提及“体制性迟钝”一词的学术解释。该文认为政府部门在面对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时，特别是在社会矛盾的萌芽和聚集的初期，反应迟钝，信息失真，处理失当，最终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扩大和爆发。这种“体制性迟钝”将是发展和稳定面临“风险”的重要成因。
迟钝的种种表现
新闻敏感表现为快捷、准确、灵活上，集中体现从业人员迅速地捕捉事物正在发生的最新变化，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判断和选择出有传播价值，不拘泥于某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在今天，其主要内涵在于把握新闻事实的政治、道德底线，判断新闻事实吸引读者的尺度，透过采集一般现象挖掘出新闻实质,这种新闻预见是媒体人日积月累才能苛求的新闻敏感素养。
然而，近年来更多年轻同志成为新闻从业人员，他们本身的朝气与从事新闻实践中表现出的暮气形成十分强烈的反差。某种新闻敏感的缺失与麻木，使得我们需要重拾新闻传播规律。这也是开展“走转改”活动的最好功效。从当前新闻迟钝的表现形式看，大致可归纳为五类：
官本位模式的新闻编排没有得到清算，天然地阻止受众的亲近，妨碍传统媒体公信力的送达。生硬地按照领导人职务排序安排传媒的内容甚至成为一种普遍遵循的编辑方针。2003年3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其中规定：“会议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唯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位排序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然而，这个文件10年来没有很好地被执行。直观的体现在机关报、行业报和广电新闻联播节目。官本位的趋向已经渗透到包括新闻传播领域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由此造成空话套话，思想僵化，唯上成风。
形式主义盛行，新闻事实表达套路化，谋篇布局遵循固定的模式，从根本上违反了新闻规律。《中国记者》1992年就梳理了当时传媒形式主义的表现：“一是主题宏大，内容稀松。写来洋洋洒洒，其实空洞无物。二是沉入会海，做会议吹鼓手。三是浮光掠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四是穿靴戴帽，贴政治标签。五是大轰大嗡，刮风赶浪头。”20年过后，新传媒风起云涌，传媒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但文章总体的沉疴改观不大，局部问题依旧，甚至报道更为僵化。官话体系与网络语言体系越发拉大了距离。
报道视角单一，维稳取向偏颇，缺乏群众观点，充当代言人的惯性难以改变。媒体人缺乏好的创意、行动，在新闻实践中消磨了激情与良知，进而也自动与受众脱离，模式化地理解这个复杂世界。记者、编辑及其他新闻业者等同于收集和传播简单信息的人群。
监督功能没有得到发挥，媒体回避重大社会现象，娱乐化倾向严重。一方面是群众对机会公平日益表达诸多诉求，民生领域诸多事件频频引发公共舆论质疑。另一方面是政府机关对舆论监督敬而远之。而新闻单位自身对于行使舆论监督权也顾虑重重。新闻媒体是具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具有预警、追究、揭晓、信息等诸多功能。需要引入柔性的综合治理思维，媒体监督不可缺位。
应对和应用新媒体的能力缺失，媒体从业人员与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不相适应，与媒体的职能使命不相适应。在传统传播力生成模式中，新闻信息从采集、加工到发布、反馈，都表现为一种线性存在，而在网络传播中每个节点都是信息的采集、发布者，都可能成为应者云集的“意见领袖”。在技术和市场双轮驱动的新媒介环境下，传统媒体人表现出“极不适应”——新华社原总编南振中较早前就提出，当下中国客观上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另一个是以互联网呈现的“民间舆论场”。前者在争受众、争话语权中受到最大冲击。
新闻迟钝的实质
如果说，直面群体性事件时，政府官员往往表现出的一种迟钝与无能，学者将之定义为“体制性迟钝”；那么，与之相类似，媒体人在鲜活事件面前表现出的新闻麻木与迟钝，笔者认为基本上也可归为“体制性迟钝”。再细分一下，这一“体制化迟钝”按其形成的动因，可作相应的分类。
决策性迟钝
造成“体制性迟钝”现象最为核心、最为关键和最为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体制”以及掌控体制运行过程的官员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反应迟钝。这是“体制性迟钝”成因的逻辑起点。 决策性迟钝在报业集团中也表现得较为突出，我国报业集团大多由党报领衔组建而成，主要领导为上级党委任命，子报班子也习惯性由机关报中抽调选派，因而在新闻单位重要决策这样一个行政管理的首要环节中，就难免唯上不唯实情的倾向。哪些新闻可以报道，选取怎样的角度，现实新闻实践中受控制的概率比较大，新闻单位领导班子一旦采取明哲保身的安全姿态，就形成一种鼓励导向。
当中枢神经出现“体制化迟钝”的细胞，极易自我复制，并且传染到各系列报纸。事实上，现实新闻实践中不少媒体已经表现出一味歌功颂德的行为，片面理解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忽视舆论监督作用，对于民众的呼声与疾苦，对于社会的动态舆情，常常只能处于一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状态。这是“体制性迟钝”典型表现。
认知性迟钝
全媒体时代标志着媒体人被裹挟进入了一个超级复杂系统的阶段。一场空前惨烈的竞争已经拉开了帷幕。我们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环境，也难以具备应对所有困难的知识和本领。
可以理解的是，在这种网络化时代的复杂局面下，表现出的迟钝也与能力有关。当我们无法破解思维定势，凡事还要等决策层拿主意、定调子，就是“认知性迟钝”出场的时候了。新闻事业本身面对的就是千变万化的世态万象，再加上网络舆论的风起云涌，我们有可能不能迅速捕捉事物的最新变化，抓住矛盾的实质和传播的价值。这时候我们会染上网络病：盲目跟风、缺乏独立判断的跟风病，流于肤浅、哗众取宠的口水病，鱼龙混杂、信息海量的堆砌病。
利益性迟钝
社会转轨变型期往往伴随着道德与法律的变化与调整。因为利益之嫌，有意无意表现出的新闻迟钝近年来屡见不鲜。
严格规范报刊采编和经营行为本是新闻单位应该严格执行的戒律。实质上，各类新闻单位大多存在各种违规行为。采编和经营两分开的规定无法得到彻底的执行。特别是遇到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利益性迟钝”现象就越发突出。道德上的麻木与迟钝，使得一部分人游走在法不责众的灰界，因为已经很少有新闻同行真心认识到这种事情不道德。
比起有偿新闻更为恶劣的是有偿不闻，这种“利益性迟钝”是典型的收买行为，地方政府与企业都将其作为危机处理的灵方妙计来运用。另外一种“利益性迟钝”也更为隐蔽，那就是不为个人直接谋利，而是为新闻单位经营做违规新闻活动。
应该说，新闻职业道德不仅仅适用于内容层面，也适用于市场层面。经济上的诚信，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同样是道德责任。
破解迟钝的对策
破除行政化思维，提高领导层的新闻决策力。
寻找党心与民意的共振点，需要以政治的自觉来驱散麻木和迟钝。这种主动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远见，是新闻人应有的担当、勇敢的追求。
只有主管官员设身处地向新闻人转型，才能做到彻底反对形式主义，完成从形式主义到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变。 各级领导要学会培育良好的媒体环境。习近平同志2009年3月在中央党校对领导干部讲：“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级相关的管理机关和领导干部，不要以“管你”、“用你”的态势干预传媒自身的专业工作；上级单位要更多从新闻从业人员中选拔媒体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
只有在知人善任的良好媒体环境中，才能诞生受众欢迎的新闻报道，不仅有思想的深度，还有生活的温度。做到既饱含深情，又言之有物，既鲜活生动，又文风清新，把直面社会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把“走转改”转化为内在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
提高记者的竞争力，激发媒体人的创新性思维。
整体新闻机构的竞争意识也是由单兵作战的竞争力所构成。新闻记者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发现、判断、挖掘、分析和表达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新闻人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中的能力差异是客观存在，更可能是动态变化的，需要随时保存新闻人的角色认知和职业意识，但即使是高素质的新闻人，也很难长时间一直保持在最高水准。
职业记者与草根的重要区别在于职业担当。这种自我问责是创造性的动能——由充足的激情，引发好的创意、产生好的行动。记者职业技能的提升包括软技能和硬技能多个方面。从观念模式上，有追求的记者要有改进、提升新闻业的“雄心壮志”，而不仅仅满足于从事简单的重复劳动。记者的硬技能方面，在网络时代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甚至如数据分析与统计、编码、项目管理等能力。
提升媒体自身专业化管理能力，杜绝市场利益对竞争力的伤害和销蚀。
媒体在直面市场经济时，要坚持制造专业化的新闻，以内容的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靠专业化的视角和操作手法，靠高素质的采编队伍和高效率的采编机制，提升舆论影响力，进而达成经营目标。
新闻媒介只有在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新闻政策的前提下，按照新闻规律行事，合理地调配和组织各类有形与无形资源，才能更好地保证新闻媒介在实现社会职能提前下的经营行为。
突破政务报道，直面突发事件，加强舆论监督，成为考量社会对媒体宽容度的三个维度。
回归新闻专业主义，保持追问的姿态，本来就是媒体的职责。在政务报道、突发事件、舆论监督三大传统难题面前，只有遵照新闻工作的规律，即按照新闻价值的标准来进一步选择，包括对事实本身的选择，报道事实的切入角度等，才能完成期待已久的突破。这种新闻的思维方式,会使我们的思考更深入、表达更独特。对媒体更大的宽容度，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培育媒体传播的新模式，创新新闻产品呈现形式。
2012年手机已经超越电脑终端，成为我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2012中国微博蓝皮书》显示，当时我国拥有3.27亿的微博用户。微信用户数在2013年1月突破3亿。
主流媒体要进一步保持公信力、提升舆论引导力，有一个加快转变传播力生成模式的问题。网络技术发展引发巨大变革，已经不能囿于管理者原有经验和技能的窠臼，需要观念的更新和思想的破解。
（作者系无锡商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