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 时代的情感叙事研究

    摘要：情感叙事在“后真相”时代成为社会叙事的主要线索并突出反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过度的情感叙事是否造成接受者的情感过载进而影响新闻真实这一基本原则？将情感真实作为新闻真实的一部分以及将情感叙事视作新闻叙事的功能之一，为情感叙事在新闻传播中的存在赋予了合法性，但其毕竟不是新闻生产的全部面向，过犹不及的情况成为当下新闻内容生产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内容生产层面往往陷入一种“二元悖论”——建立在事实真相基础上的客观性叙事与建立在情感表达基础上的主观性叙事之间如何形成合理的配置，一直以来都是具有争议的话题。人们生活的世界的事实与情感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立，在追求认知、理解与表达的意义中两者相互交织，形成张力并以此推动了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感知和连接。从感知和连接的另一个层面讲，以新闻传播为组织语境的符号传播，将信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通过明确的指示性传递给受众。由语言符号组合而成的新闻文本作为承载事件信息的载体和人们认识事件的来源，其形态和内容随着社会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并在事实与情感的两面呈现出时代特质。在信息社会中，新闻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叙事形态，其纪实性的叙事指向真实，但叙事主体的价值观、态度、情感等主观性因素也必然存在并成为整个新闻叙事文本的有机组成，其中，情感叙事的影像在“后真相”时代显得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分析典型新闻文本的语词和语义，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并回应可能由情感过载造成的相关问题。

    新闻文本影响情感叙事的变量确认

    本研究样本确定过程中，选择一个党报媒体（《人民日报》）和一个都市报媒体（《南方周末》）进行情感叙事问题在不同媒体类型上的异同性比较，以期使研究问题得到更加全面的检视。

    因为新闻通讯能较为充分地展示叙事过程并为研究提供丰富数据，本文将情感叙事的研究聚焦于新闻通讯这一体裁。由于日报（《人民日报》）和周报（《南方周末》）在发行期数上的差异，在研究周期（23年）内，对两份报纸中所有新闻通讯体裁报道（《人民日报》7996篇；《南方周末》4081篇）按照2.5%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样获得样本框，其中《人民日报》为200篇，《南方周末》为102篇（为使行文更为简洁，后文中用《人》代表《人民日报》，《南》代表《南方周末》）。

    新闻文本生产在主题和视角两个方面的演化可能导致新闻文本的样态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新闻生产者的情感叙事倾向。因此，首先对上述两个变量与新闻文本生产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以期获得进一步研究的相关线索。本文将观测主题和视角演化的线索设定为4个时段，即：1995～2005年、2006～2009年、2010～2011年、2012～2017年。

    新闻文本生产的主题变化分析

    按照4个阶段对样本分段后，进行分层抽样整理分析。具体操作步骤为：在样本总时间段内（共23年）根据不同时段，《人》按照200/23的比例、《南》则是100/23的比例，从不同年份中随机抽取样品个体。（见表1）

    根据梵·迪克新闻图式对新闻内容建构的主要类型，将新闻文本的主题划分为政治、经济、国际、科教、民生和其他6大类型并对样本进行不同时段的主题分类和占比统计。（见表2）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典型的情况是，不论《人》还是《南》，在民生类主题的新闻文本生产中都体现出了明显的变化趋势，而相较于其他主题类新闻，民生新闻更容易触动内容生产者和接受者的情感并因此在叙事中得到体现。

    新闻文本生产的视角变化分析

    研究选取叙事学视角的类型划分来分析样本，采用了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的“视点”划分法，分别是无聚焦叙事（全知视角）、内聚焦叙事（限知视角）、外聚焦叙事（无知视角）。从新闻学方向来阐释这3种类型——叙事角度：全知视角是叙述者可以打乱客观事实的时空顺序，根据自己的意图重新排列组合，更有效地传递客观事实的信息以及记者隐藏在事实之后的意见，具有广度和深度，但也有较强的虚拟感和主观感；限知视角即新闻人物作为叙事者，参与故事同时表现自己的内心，但绝不涉及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无知视角则是纯客观叙事，叙述者只限于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本文基于这3个定义来进行样本分类。

    根据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其一，1995～2005年：信息差异多样但情感叙事更中立。其二，2006～2009年：文本多元与深度并存，主观情感的诉求显现。其三，2010～2011年：叙事内容转向，主观情感表达愈加明显。其四，2012～2017年：新闻文本适应“媒介化”，情感叙事渐成趋势。（见表3）

    综上所述，文本主题和文本视角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出了情感叙事在新闻内容生产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另一方面，如果将其视为一种新闻文本建构的时代应然趋势，那么，其在文本内通过什么形式进行表现、表现的程度如何、是否会造成情感叙事的过犹不及？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借助语用学、语义学的知识进行深入的探究。

    新闻文本中的情感叙事挖掘

    新闻文本历来都强调客观真实性，新闻报道中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但实际上，这种“客观”和“公正”是相对的，原因在于新闻叙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情感特性，即新闻文本中可能存在积极或消极因素、主观性表达和修辞形容等情感叙事。

    研究进一步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样本进行情感叙事检索的挖掘，以回应情感过载这一研究假设。本文将新闻文本情感叙事概念分为情感倾向性、情感表达性、情感内隐性和情感释压性4个维度，并从新闻学角度进行定义。

    情感叙事的倾向性分析

    从新闻学角度来说，新闻文本的情感倾向性是指能够从新闻文本中辨别出明显的积极与消极、正面抑或负面。利用所选新闻文本样本，撰写ntusd-negative和ntusd-positive语料，编辑代码进行分析。

    由具体数据可知，新闻文本具有一定的情感倾向性，表现在积极、消极和中立3个情感极性（见表4）。一般来说，每个阶段中立字符所占比例最多，新闻文本情感倾向大多为中立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态势；每个阶段的新闻文本都包含一定数量的积极、消极字符，不可避免地掺杂了积极或消极的倾向性，而且从近几个时间阶段来看，积极消极倾向性字符越来越多，本质上体现了新闻文本中积极和消极的态势愈来愈重，而不论是积极或是消极的情感，如果不加引导，同样存在极化的风险。

    情感叙事的表达性分析

    新闻是经由新闻传播者生产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情感叙事倾向，新闻文本情感叙事最直接的特性就是情感表达性。情感表达性是文本主观（直接表达）和客观（间接表达）的分析，体现在文本中叙述人称的运用等。本文针对新闻文本中具有明显情感表达性的第一、二、三人称使用情况，进行叙事层面的分析。（见表5）

    将情感表达性在新闻文本中的定义具体表现为“我”“你”“他/她/它”的使用情况。在叙事学角度，人称的区分具有相当的意义，因为人称的不同不仅意味着不同的叙事角度，同时也显现叙述者不同的立场和情感出发点。作为纪实性文本的新闻，叙述者和作者往往是合一的。通过上表3种人称新闻叙事的数据可以看出，新闻文本并非遵循客观叙事的手法，主观叙事也存在于新闻文本中，而且比重不小。

    分析可得，所选样本的新闻文本都含有一定的主观叙事，具体表现为3种人称的运用（见图1）。虽然主客观的叙事比例各不相同，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新闻规律中的客观性相悖，新闻叙事的情感表达性部分偏离了新闻本身应具有的特性。

    情感叙事的内隐性分析

    鉴于新闻文本不会出现外显性的情感特征，心理学上的情感内隐性是用来描述积极消极情感程度的。研究把新闻文本中的情感内隐和情感倾向性对应，倾向性表现的是积极、消极或中立的取向，而内隐性则是积极、消极或中立的程度。

    通过新闻叙事情感倾向的程度来体现新闻文本中所蕴含的内隐性程度，由表6可知，两个样本的积极程度在四个阶段都没有呈现出规律的态势，在0.01的差值范围内进行变化，说明新闻叙事内隐积极程度没有较大变动；而从消极程度数据来看，《人》的消极程度比例为上升趋势，《南》则相反，为下降趋势，但是两者的趋势都显示为缓慢状态，没有快速的上升或下降；通过积极消极程度参数比，《人》平均参数为0.38025，《南》则为0.0096，从数据可知，《人》新闻文本相较于消极因素，隐藏更多积极因素；而《南》两个情感倾向的程度相对《人》更为平均。

    需要强调的是，《南》在1995～2005年这个阶段，新闻文本的消极趋势大于积极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分析，积极态度还是比消极态度程度稍高。当然，对于新闻叙事，中立的程度是远远大于积极、消极程度的，但是积极消极程度有10%～20%的程度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文本的构建。通过此结论，新闻叙事或多或少呈现不同程度的情感内隐性，表现在新闻文本中，就是积极或消极程度的高低影响了新闻的叙事客观性，而强度较高的情感一旦伴随新闻文本进行传播，根据情感传染理论，将会在受众范围内引发更为强烈的情感反应。

    情感叙事的释压性分析

    新闻情感释压性主要释放叙述者的情感符号，是与传统新闻文本区分开来的叙事效果，比如新闻叙事中形容词、情态副词的运用等，所以该部分主要对新闻文本所包含的各种词义进行统计分类。

    依据抽样比，在1995～2005年时间段，《人》97个样本的文本中平均使用形容词数量为9个，语气词有0.2个，而《南》48个样本的文本中两种词性的平均使用量分别为17.44和0.89。在2006～2009年，《人》35个样本的文本中形容词和语气词平均使用量分别为10和0.09，《南》17个样本的文本中形容词和语气词平均使用量分别为33.4和1.4。到了第三个时段（2010～2011年），《人》17个样本的文本中形容词和语气词平均使用量分别为14.3和0.6个，《南》9个样本的文本中形容词和语气词平均使用量分别为20.8和1.7个。2012～2017年5年内，《人》42个样本的文本中形容词和语气词平均使用量分别为22和0.5；《南》22个样本的文本中形容词和语气词平均使用量分别为37和2。（见表7）

    由此可见，新闻文本形容词和语气词的数量大致上随着时间阶段而增加，说明新闻文本样本含有一定的情感释压性，并且呈现逐渐增长趋势，新闻叙事对情感语言符号的运用说明了释压性比重增加，新闻文本生产者在借助文本生产的过程为自己释压，将其隐喻在新闻文本中则产生情感叙事的线索，并对新闻文本的解释者构成解释压力。

    综上所述，从研究呈现的数据上看，近年来，新闻文本中情感叙述的倾向性积极或消极的比例正在上升，主观客观叙事角度的偏移、情感内隐性中积极消极程度参数绝对值的扩大、情感性词性比重增加等，使新闻文本情感叙事的特性发生一定偏差，这种“过载”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传播中的风险，即在新闻的传播过程中，当越来越多带有明显情感叙事倾向的信息披露在公众面前时，这些正面积极或负面消极的情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动态、时事热点的看法，当新闻文本中的情感叙事出现情感层面的偏差或震荡，那么，在文本接受者那里，就有可能造成极化的情感传播效应，也因此对舆论的走势产生一定影响。

    结论与反思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新闻情感叙事存在一种隐喻式的情感传播效果即情感过载，是风险社会较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其具体可能产生的社会性危机表现在：情感传播输出端过度倾向接收端，情绪极化性的转化风险增加；以情感叙事为主的新闻文本在回应受众需求和争夺受众市场竞争中被大量生产，情绪化信息的过剩导致真正值得感知和具有社会调节作用的情感淹没其中，新闻情感叙事的正向功能无法得到体现；过载的情感传播容易造成公众对社会世界的识别与判断在非理性状态下产生偏误；在公共领域中，过度沉溺于情感制造的“广场式狂欢”中而忽略理性行动，对公共事务的进程可能提供的有力驱动，公众的公共参与行动并不能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发展动力。正因为如此，新闻生产领域必须重新去思考一个实质性问题——生产什么样的新闻才能平衡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真实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存在形式上的背离，并找到合适的尺度，利用好二元之间的张力，使其驱动新闻生产朝向社会平衡器功能的实现？

    新的传播环境下，纯粹的新闻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界限已被打破，新闻叙事的权利被赋予更多公众，需要集体思考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以及借助其激活和传递什么样的情感，从而满足必然的需要。因此，情感叙事依然将会也必然将会是新传播语境中不可或缺的成分。需要审视的是，情感真实和新闻真实之间的界限，真实与真相之间的距离，新闻情感叙事的能力是否应被纳入公民媒介素质的培养当中。

    （作者卢毅刚系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孙海峰系该院硕士研究生，甘肃日报报业集团主任记者）

    责任编辑：陈利云

    参考文献：

    ①［荷］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版。

    ②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1版。

    ③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6年第6版。

    ④吴峰：《1992年至2012年我国报业的三次转型与三大巨变》，《融智》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