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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要制造一颗完美的珍珠，需要一颗砂粒，以便围绕它形成珍珠。记者也需要一个坚硬的核心——维护人民的利益，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围绕这个“核”拼力采访写作。有了这个坚硬的“核”，能够把聪明才智集中起来，让感情和辛劳浇灌出更多让党和政府满意、让人民群众解“渴”的好新闻。
为民“解渴” 坚硬核心 拼力采写
相比较而言，渴比饿难受，没吃的还好凑合，没喝的就想不出什么好法子了。常看到干涸的土地张着大嘴喊渴，过不了多长时间来场大雨，地面上飞起烟尘，能听到土地滋滋的吮吸声。但在黄土高原上，在太行山、吕梁山那些地方，可就看不到多少大雨的迹象，祖祖辈辈守着石多土少的家园，渴盼着能打出眼冒水的井，可怎么都打不出来。这事被山西作家郑义写在小说《老井》里，后来又被吴天明拍成了同名电影。由张艺谋主演的这部电影，最后有个光明的尾巴，老井村终于打出了水，不过在电影拍摄地那个村，直到2001年才真正打成了深水井，让老百姓欢天喜地用上自来水。那是因为山西实行了全省性的饮水解渴工程，要不然，这里还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喝到清凉甘洌的井水呢。
山西不光需要水，也需要绿，对绿的“渴”望同样让人难熬。在山西工作期间，我第一关心的是水，第二关注的则是绿。没有水不能活人，没有绿，那生活质量也高不到哪里去。当山西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就时，记者都会如饥似渴地采写报道，为山西叫好，为山西鼓劲，这是记者的职责，也是记者的渴盼。
(一)
珍珠要有个核，才能成珠，而且珠的成分也取决于那个核。在山西，水和绿就是核，事关民生大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而且解“渴”是首要任务，在那里，找水增绿比送粮送钱送物还重要。久旱逢甘霖是好，但在山西很少会遇到此等好事。初到山西任驻地记者，我第一印象就是，这里水比油贵，解决水困是件天大的事。十年九旱，加上采煤漏水、水质污染等原因，山西成了全国农村饮水最困难的省份之一，直到1999年，全省缺水人口仍有近600万，其中严重缺水人口240万。看到这组数字，我感觉嗓子里都要冒出烟来，解决农村饮水困难，成了心头上一大难解的疙瘩。
去山西之前，我就看过电影《老井》，而真切感受到缺水的干渴，还是亲临其境之后。那时到东部太行山区采访，走进山窝窝里的人家，他们讲述最多的是屋顶集雨的事，那里地面没有河水，地下没有泉水，几辈子都靠下雨时集点儿泥水生活。在那里，屋顶是平平的，院子里也是平平的，为的是一年难得几次老天下点雨时，能够让泥糊糊般的雨水顺着屋顶流到院子里，再顺着水沟流进地下储水窖里，一家人就靠储水窖里的水过生活，谁家的储水窖多，谁家儿子就好找媳妇，上门提亲的会比别人家多。
在电影《老井》里，一开始就有个镜头，是孙旺泉和赵巧英一起挑水回家，他们跑了很远的路去挑水，然后担着水，走过了一道道山，一条条沟，走在那弯弯曲曲的石头路上，身影儿拉得好长好长，两人对着大山喊上两嗓子，大山里就有着久久的回声。在山西，记者了解到，全省有50多万劳力像他们这样长期奔波于拉水运水的路上，最远的运水距离达30多公里。可以说，缺水使山西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必须让农民早日摆脱水困，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山西省委、省政府深切认识到缺水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在2000年初召开的山西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承诺：省里投资3.6亿元，市（地）配套3.6亿元，用3年时间，解决240万农村严重缺水人口的饮水困难。
我是2001年3月到人民日报山西记者站任职的。那时，山西解“渴”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年，我深深感到山西这件事儿做得好，为百姓解渴大得人心。当我跑了一些地方后，就想到最应该尽快采写的稿件是解决农村饮水之“渴”，应该让读者看看山西饮水解渴工程进展得怎么样了，看看老百姓喝没喝上甘甜的水，心头还有没有过去那样冒烟的“渴”。我在想，党和政府要办老百姓最渴望办的事，记者就需要回答读者最渴望了解的新闻，饮水问题不解决，说什么大话都是隔靴搔痒。
于是，我和记者安洋一起开始跑“解渴”新闻，很快将《山西：多渠道解决农村饮水难题》一稿，推上2002年4月8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安洋是山西人，曾经采写过太行山王莽岭锡崖沟村渴望有路的稿件，那篇叫做《路》的通讯报道同样上了头版头条。锡崖沟村世世代代靠着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联系，人病了要抬着出去找医生，实在太陡的地方，只好把人绑在身上往山外爬，猪牛羊也要抬着或背着到山外去卖，不知多少人和牲畜摔死在大山里。1962年，锡崖沟人开始挖山修路，整整30年，硬是在百丈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15公里长的山路来，人称“挂壁公路”。安洋的通讯写得特别感人，不知多少读者看后哭成了泪人儿。后来，我专门去过锡崖沟，看着那大山肚子里掏出的坎坷山路，真是心都拎到了嗓子眼。路通了，锡崖沟里办起旅游，村民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摊，向游人兜售山里的土特产，我随手拍了张新闻图片，以《沟里人家财路通》为题，刊登在2001年11月7日人民日报上。
再看解“渴”中的山西人，也正是有着锡崖沟人挖山不止的精神，硬是要挖穿坚硬的山岩石，找出汩汩清泉水。我们了解到，《老井》电影的拍摄地就在太行山深凹里左权县拐儿镇石玉峧村，那里30年间曾打下151井，都因水源枯竭成为干窟窿。《老井》获得了1987年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国际大奖，又获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石玉峧村因拍《老井》出了名，从此改成“老井村”，而“老井”从此也成了山西严重缺水的代名词。
拍摄《老井》18年后的2005年，吴天明导演获得中国电影导演终身成就奖，特地将10万元奖金无偿捐给了老井村。在捐赠会上，他回顾了那段难忘的拍摄历程，动情地说：“18年前，我为电影《老井》选景，老井村里的枯井让我惊呆了，每隔五六米就有一眼。那些黑窟窿就像老百姓的眼睛，盼着老天爷给水喝。我将这些灵感注入电影《老井》，可以说没有‘老井村’就没有《老井》的成功。将毕生成就换来的奖金，回报给赋予我灵感的土地和人民，这是一件光荣的事。”
吴天明20世纪80年代拍过电影《人生》《没有航标的河流》等，而真正让他出名的是《老井》。老井村那过于沉重的严酷现实给了他激情和灵感，1985年，他和主演张艺谋等人一起，来到左权县拐儿镇石玉峧村拍摄《老井》，当时这里8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缺水缺碘，粗肚子、大骨节病人很多。电影要渲染缺水的艰难，石玉峧村就有很多现实场景，不要导演多费心思就能实现。
(二)
为了写作这篇山西“解渴”头条背后的故事，我又看了遍电影《老井》，再次被村民那种求水不得的煎熬所打动。电影中赵巧英渴望过上城市生活，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全村人举着杆杆找信号，找来找去找不着，就像祖祖辈辈找不到水那样苦，巧英深深地怨艾道：“老祖宗瞎了眼，把村子安在这。”而一旦“安在这”，就没人再想走出去。没水找水，井打了一眼又一眼，眼眼都是黑洞洞的干窟窿，到了孙旺泉和赵巧英这一代，有了文化，更想改变命运，喝上自己找到的水。
电影中推出“老井村打井史碑记”特写镜头，与村民义捐的种种物品相叠影，渐渐清晰的碑记令人震撼：清雍正、道光、宣统，到民国，再到共和国，一次次打井碑记上写着“坠崖、井坍、被炸、人亡、井干”等字样。电影定格在“1983年1月9日，老井村西坟坡第一口机械深井成功，每小时出水50吨”。我再次泪眼模糊，为山西，为左权，更为老井村。
电影上的“老井村”1983年打出了有水的井，那是电影创作的需要，而现实生活中的左权县拐儿镇石玉峧村真正打出有水的井则是在2001年。在报道山西解“渴”工程时，我们在那篇头条消息的导语里，十分欣喜地写到了这一情景——
本报太原4月7日电：地处太行山深凹里的山西省左权县石玉峧村，30年间曾打下151眼井，都因为水源枯竭成为枯井，村民望井兴叹，当地成了电影《老井》的拍摄地，“老井”从此成了严重缺水的代名词。然而今年（2002年）一开春，“老井”村不光有了水，常年干渴的土地也成了水浇地。记者走进“老井”村，只见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李小流老人摸着水龙头对记者说：“有了水，人活了、地活了、沟沟洼洼都活了，党和政府为咱办了件大实事啊！”这只是山西省实施的饮水解渴工程的一个小片段。两年来，山西已有7000多个自然村、182万农村人口告别了水荒。
消息写到了山西左权县，写到石玉峧村，写到“老井”拍摄地。也许读者诸君因为电影《老井》知道其拍摄地在山西左权县，但恐怕还不太清楚左权县名是如何得来的。左权县原名辽县，因县之南有辽阳山，故名。1942年5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于此，山西人民为纪念将军，遂更名为左权县。左权为黄埔军校一期生，留学过前苏联，参加过长征，指挥过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抗战中赴华北抗日前线，取得了百团大战等一个又一个大胜利。在反扫荡中他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转移，被日军炮弹炸中牺牲。
2016年热播的《彭德怀元帅》中对此也有翔实描写。左权将军牺牲时年仅37岁，但已身经百战，又富有军事理论修养、作战经验和指挥能力，周恩来称其是参谋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将才。日军在战场上找到掩埋将军的地方，残暴地挖出暴尸，更加激怒了抗日军队官兵。中央在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为其举行隆重追悼会，彭德怀撰写并手书《左权同志碑铭》，朱德称其：“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毛泽东赞为：“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周恩来则说：“左权足以为党之模范。”如今在将军抛洒热血的地方依然喝不上水，这让山西党委和政府都倍感汗颜，他们为此作出的承诺更加意义非凡，记者报道好、宣传好山西的解渴工程，更感责任在肩。
在消息中，我们还重点交代了山西是如何为民解“渴”的：根据决策，山西对水源有保证、人口相对集中、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实施大中型工程供水；对居住分散、人口较少、交通不便的山庄窝棚，用分片建池、旱井蓄水、屋顶集雨等办法解决。省、市（地）、县组织了50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实地勘探，科学规划，精选了一批专业施工队伍竞标承包。结果，专业技术人员（当然也包括像孙旺泉那样经过培训的土专家），在“老井”村这样的地方也准确地找到水源，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打井法打出了“搬倒井”，引来了汩汩甘泉。我们用一组又一组数字为之证明，被广大农民由衷称赞为“德政工程”的饮水解困，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结尾处，还特别写道：今年是山西省农村饮水解困工程的关键一年，一大批工程正按计划开工。到年底，山西还将解决190万人口饮水困难，其中包括氟病和砷病高发区的水质改造工程。
解“渴”是山西人民的期盼，是记者的期待，也是党中央机关报编辑的厚望。编辑部为头条加上非常解“渴”的“编辑点评”，对山西解“渴”工程给予了高度评价，点评说：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山西多旱，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全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山西省委、省政府从人民群众最渴望得到解决的难题着手，下决心首先解决人畜饮水的问题。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把决心落到实处要做许多工作，山西各地从实际出发，采取工程供水、旱井蓄水、水窖储水等多种措施。从“老井”村也打出了清泉这一实例上，从百万人口告别水荒的捷报中，我们看到了山西发展的希望。
编辑饱含热情的点评，让记者的报道分外“解渴”。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记者，我们也将对左权县、对山西省解“渴”的头条报道，奉献给伟大的左权将军，以此告慰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求解放的在天之灵。
（三）
为农村饮水困难解“渴”是山西的“德政工程”。为市民添绿，也是太原为民解“渴”的另一壮举，不过这个“渴”，则是对绿的渴求。可以说，迄今为止，缺水少绿仍是我对山西的最深记忆。当然，也许这样说并不公平。历史上的山西表里山河，风光秀美，是中国古代最为富庶、最宜人居的地方。就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有歌词唱到：“汾河水哗啦啦响，人说山西好风光。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遍地是庄稼，满山是牛羊。”短短几十年，山西变了，太行山、吕梁山光了，秃了；汾河水脏了，枯了。2001年我到山西工作时，一个人偶尔在太原汾河边上散步，看到的是正在整治中的烂河滩，闻到的是腥臭不堪的污水味，再向太原古城望去，更是整个儿灰蒙蒙一片，现在看来恐怕那就是北方人谈雾色变的“霾”。太原盼绿，山西要绿，即便不能再生态还原、绿满山西，哪怕人工造点绿，也好如曹操“望梅止渴”般，来点儿望绿止“渴”。
太原开始做了。1998年起，太原着手对穿城而过、已枯涸脏臭的汾河进行治理，一期工程投资5亿多元，在河两岸建设宽百米、长6.8公里的绿色长廊，废弃的主河道采取人工复式河槽，东西两侧分流，西侧为浑水渠，排泄上游洪水和为水库灌溉输水，东侧为清水渠，用4道橡胶坝分3级蓄水，两岸围绕“人·城市·生态·文化”主题，以水为墨，以绿为粉，建设起一个个构思新颖、寓意深刻的生态景点，绘就一幅新的汾河画卷。首期工程完工开放后，我常常徜徉于此，沉醉于那绿意深厚、文化浓郁的生态环境之中。当人造滨河公园开始申报“中国环境最佳范例奖”时，我立即着手采写了《太原着力建设生态城市》稿件，于2001年11月2日上了人民日报头条。
太原造绿，为的是力解市民绿色之“渴”。消息的导语完全是我的切身感受：“如今，太原市民最开心的事是环境的改善。去年至今，太原市在城市建设和改造中注重生态建设，昔日的单调和灰色正在悄然褪去，代之而来的是绿色和清爽。”在交代了太原重工业城市带来环境污染的背景之后，消息着重描写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决心和举措。为了加快城市绿化速度，全民植树上百万棵，种植草坪200多万平方米，新增园林绿地600多公顷。新拓宽的15条大街小巷和新建的3处街心广场中，绿树、草坪相映成趣。
消息还形象地描述了过去每逢冬季，太原市总是笼罩在浓黑呛鼻的煤烟之中，为了彻底根除这一顽症，太原加大了城市集中供热力度，同时消灭市内大量小锅炉，拔掉满城林立的大小烟囱，使烟雾粉尘等排放物的年排放量减少近10万吨。同时，太原全市8000辆出租车全部更新为环保车型，尾气排放达到了欧洲排放标准。
在消息中，汾河公园建设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此，太原动员全社会，上下一起努力，使杂草丛生、浊气熏人的汾河造福于民。我细致地描述道：已经竣工一年的汾河公园里，130万平方米的水面碧波荡漾，两岸130万平方米的草坪绿茵如毯，13000株乔灌木郁郁葱葱，白天是碧波绿色的世界，夜晚是五光十色的灯海。汾河的有效治理，不仅给太原人新添了风光宜人的休闲乐园，而且增添了空气湿度，净化了城市气息。也就是说，通过人工造绿，缓解了市民对绿的渴盼，让太原人享受到了令人愉悦的绿色新生活。当然也有了我工作之余最喜欢去的地方。在“渴”绿方面，我和太原人民的心息息相通。
对绿的渴求不仅是太原，全山西人民莫不如此。缺少什么就会渴求什么，既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共性。在山西的亲身感受，更让人明白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人们的话，建设绿色生态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多么富有远见！后来我还采写过大寨播绿的故事，同样源于山西对绿的渴求。那是在虎头山上邂逅当年铁姑娘队长郭凤莲所捡到的新闻。那天，我和郭凤莲在山坡上边走边聊，突然她大声招呼护林员过来，质问他为什么把路边上的一根树枝砍掉了，护林员嗫喏着说，那树枝搭在路边上了，怕行人不好走路。郭凤莲生气地说，搭下来就盘到树上去嘛，再砍树枝就撤了你！转过身来她对我说，大寨种树难，当年周恩来总理嘱咐大寨人，要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可是农业学大寨时，这里却硬要大修梯田，还要搞成海绵田，让虎头山、狼窝掌里长庄稼。结果越种生态越坏，越种越穷。现在国家号召退耕还林，大寨开始在海绵田上大种经济林，发展旅游业，给虎头山、狼窝掌播下片片新绿。
郭凤莲触动了我采写新闻的灵感。我注意到，春光三月，黄土高原上仍是春寒料峭，但太行山里的山西大寨却是一片春意盎然。人们紧张地忙碌着，或拉水上山，或挖掘土坑，栽下一株株树苗，给虎头山、狼窝掌播下片片新绿。一阵号子声在虎头山脚下响起，十几个人抬着一棵歪脖松艰难地走上山来，把它轻轻地放进早已挖好的大树坑里。来到狼窝掌，又是一片新气象。顶着花头巾、穿着皮夹克的姑娘、小伙干得很卖力，贾新文、贾春生跑前跑后地拿树苗，史爱珍、贾小妮一桶一桶地忙着浇水。郭凤莲告诉记者，大寨正在海绵田上大做绿文章，已经种下400多亩干果林，今年将加快绿化步伐，昨天又从省园林设计院苗木公司订下1.5万株桧柏、国槐、沙地柏，还有美国红提葡萄、仁用杏，一次投资19万元。我被大寨人对绿的钟情所深深打动，当即把在大寨所见所闻写成现场短新闻，以《大寨播绿忙》为题发回报社，很快在2002年3月21日人民日报要闻版上刊发。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篇现场短新闻，深层次想法是要告诉读者一个信息，从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从造田种粮到退耕种树，大寨真正迎来了祖辈渴望的绿生活。
也正是怀着如此解“渴”的热切心情，我在山西采写过一篇又一篇叫得响、过得硬的新闻报道。我执著地认为，党报记者就是要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为人民解“渴”，为人民祈福，呼唤人与自然的健康和谐新生活。在阅读英国作家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时，我看到这样一段话：牡蛎要创造一颗完美的珍珠，需要一些物料，需要一颗砂粒或一块小东西，以便围绕它形成珍珠。没有一个坚硬的核心，就可能长出一团不成形的东西。艺术家的形式和色彩感要想结晶成完美的作品，也需要一个坚硬的核心：一项明确的任务，使他能够集中才智去承担起来。记者也需要一个坚硬的核心，一项明确的任务，那就是为着人民的利益，为着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民为党两者同一个核，同一个目标。人民的需求就是党报的目标，党和政府的谋求就是党报的灯塔，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围绕同一个“核”去拼力采访写作。有了这样一个坚硬的核，记者就能够把聪明才智集中起来，让感情和辛劳结晶成报道作品，浇灌出更多让党和政府满意、让人民群众解“渴”的好新闻。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杨芳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