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下的“中国礼”传播

    全民传播时代， “中国礼”需要全民传承传播；只有全民关注、全民参与，才能展现真正的文化自信。要深刻了解“中国礼”的丰富内涵，善用新媒体进行全民传播，使“中国礼”成为展现文化自信的窗口。

    全民传播     文化自信     中国礼     传统文化

    十七世纪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思想录》中曾提出，“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然而，没有上帝的中国人活出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伦理道德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于不需要上帝这一终极实体来解决人何以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宗教以教义、教器、教仪等呈现方式规范人的行为，调节社会秩序；在中国，伦理以“礼”为主要手段，以“礼治”“礼制”“礼乐”“礼教”为主要内容，构建了无孔不入、融会贯通的“礼”。正如学者蒋璟萍所言：“中国的礼实际是儒家文化体系的总称，是中国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认同了礼仪这种行为规范和准则，社会生活就会逐渐纳入有序的轨道。”①礼仪在中国是具有深层的文化内涵和道德内核的，在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在全民传播时代下，礼仪作为文化的内核和外形，正在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国际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文化自信首先是建立在五千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中国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文化自信的题中之意，当代的“中国礼”是展现文化自信的亮丽窗口。

    “中国礼”是文化自信的题中之意

    “中国礼”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学者金开诚先生在《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一文中提到：“在文化现实中,可以说每一种观念形态都有其相应的载体。这些载体虽然千姿百态,不胜枚举,但就其表现形式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实物制作表现；规章制度表现；礼仪习俗表现；语言符号表现。”②虽然实物载体可见可闻可触，易于理解和认识，但是文化更多地是由非实物的载体来表述和承载的，非实物的载体更易于表述和承载复杂、全面、深层的文化。当然，各种载体并非截然分开，常常同时呈现。诚如上文所述，礼仪习俗作为主要的文化载体之一，承载的是伦理规范，传承的是道德观念，展现的是民族精神。因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运用不同的礼仪习俗生成和传承着各不相同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应当在“中国礼”中得以重新展现。

    “中国礼”作为文化载体具有独特优势：其一，渗透性。与其他载体相比较，礼仪对外部条件的依赖甚少，大多不需要专业人员从事或运用，人人可学礼，时时可习礼，处处可用礼。礼仪对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社会的每个场合，都能广泛渗透，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精神境界。其二，民族性。“中国礼”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的结晶，承载着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在国际交往频繁的今天，与标准化的现代礼仪相比，独具民族特色的礼仪，如拱手礼、传统服饰礼仪等，往往能更好地展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其三，传承性。礼仪融于生活之中，在长辈、师者的口传身教中得到传承和践行，不仅外部形式得到保留，而且其中的文化内涵也得以最大程度的延续。作为文化载体，“中国礼”凭借其渗透性、民族性、传承性的优势，能够更全面、更自如地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国礼”精神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无形之线

    “中国礼”的精神是中华文明的灵魂。第一，礼仪是个体道德的放大镜。礼仪是内外结合的产物，“内”是它的道德内核。《孟子?尽心上》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外”是表现于外的仪表、仪态、仪式等。内在的个体道德通过自主的身心修养得以外显，以端庄有礼的仪表、落落大方的仪态、诚笃庄重的仪式呈现。第二，礼仪是人际交往的导向标。“不学礼，无以立。”礼在古代中国给人与人的交往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待人接物的礼节规范，不遵守这些规范，则有失礼节，有损颜面，有碍往来。第三，礼仪是社会治理的软实力。例如，荀子尤其重视礼仪在治国方面的作用，“礼起源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记》）他从礼的起源的角度，论述了礼仪的作用在于制定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使国家、社会有条不紊。

    “中国礼”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打开国际视野。回首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精神始终深入到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方面面，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特别突出。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例，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国际互利合作的需要。共建原则之一坚持和谐包容，强调的是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国际相处之礼，体现的是“君子和而不同”“受益惟谦，有容乃大”“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的精神。另一条共建原则坚持互利共赢，强调的是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交往之礼，体现的是“礼尚往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礼”的精神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国际视野。

    礼仪问题的根源是文化

    文化思想史学家刘梦溪先生早在2004年即撰文指出：“晚清以来百年中国的文化处于艰难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之中。这其中的问题多到不知凡几，但最为人所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问题。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解体，我们越来越少了承继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谈话，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③

    “中国礼”在当代黯淡，以至于中国人的国际形象面临危机，社会上出现的不敬、不孝、失序、失态等无礼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民族如果连礼仪都成问题的话，又岂能谈文化自信呢？“中国礼”是具有文化内涵和道德内核的礼仪系统，学礼习礼正是文化修养的外在体现。

    文化自信下的“中国礼”传播

    互联网的成熟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使中国社会进入全民传播时代。“中国礼”需要全民传承传播，只有全民关注、全民参与，才能展现真正的文化自信。要深刻了解“中国礼”的丰富内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完成对她的当代阐述，善用新媒体进行全民传承传播，使“中国礼”成为展现文化自信的亮丽窗口。

    推动“中国礼”从传统阐述向现代阐述的转化，自信展示“中国礼”的当代魅力。几千年间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礼”失却了它原来的魅力，也失却了全民传播的基础，所以要吸引全民学礼习礼，当让“中国礼”重新回归民众，融入日常生活，需要推动“中国礼”从传统阐述向当代阐述转化，吸引民众自信展示“中国礼”的当代魅力。

    一方面，摒弃与当下社会环境不相符的部分，弘扬具有恒久价值的精华。有些传统礼仪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就没有保留的必要性。对于保留下来的部分，可以根据当代的阅读习惯、生活节奏进行创新性地传承，利用新媒体平台、工具等来传播“中国礼”。

    另一方面，摒弃繁文缛节，保留并改进具有意蕴的礼节仪式。很多传统礼仪被颠覆，比如冠礼、祭礼、入学礼、开笔礼等，其实有不少是极具仪式感召、心灵感染作用的。比如，毕业典礼起源于13世纪初叶的法国，学位服、权杖、拨穗等象征符号和仪式都是舶来品，结合中国实际，有必要引入传统礼仪中的象征符号，如文房四宝、汉服、礼乐等，在场所布置、程序安排等方面把传统礼仪要素融入其中。比如成人礼可以吸取古代“冠礼”的要素，开学典礼可以吸取古代“入学礼”的要素，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仪式，使参与者更易受感染，增强参与度，从而更自信地展示“中国礼”的当代魅力。

    善用新媒体，整合学礼习礼的有效资源，丰富文化自信的多元内涵。在传统教育中，“礼”一直是读书人的必修课，并且言行必须合乎礼之道。在古代典籍中，“礼”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先秦时代的《礼经》在六经中占一席位，西汉的五经、七经，唐的九经，宋的十三经，“礼”书从未缺席。现代教育的架构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科学体系之上，固然不能沿袭传统教育的结构，但是人文教育显然在中国的现代教育架构建立之初就被忽略了，“礼”也随之被遗忘了。因此需要善用新媒体传播平台，在学校教育框架之外，整合学礼习礼的有效资源，才能丰富文化自信的多元内涵。

    资源的收集在民间。“礼”不是藏在书里，不是放在博物馆里，更不是留在学者的研究资料里，它活在生活中，所以学礼习礼的资源也应该从生活中来。当越来越多普罗大众将镜头对准散布在各地的礼仪现象，这种记录行为带来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画面、影像以及背后的故事，形成优质的资源。政府机构需要做的是收集散存于民间的优质记录资源，有针对性地整合资源共享平台，使每一种礼仪行为、每一类仪式活动都找到相应的学习资源。

    资源的传播在民间。资源经过有效整合后，如何实现有效传播？除了书籍、课堂等传统传播渠道外，还需要借助微信、微博、网络社群、APP等更具自主性和互动性的平台，使资源实现裂变式多级传播。除了文字、图片等传统表现形式外，还需要使用微课、微视频、微电影甚至网络游戏等更生动形象的形式，使资源传播更深入受众。只有当资源在民间得到广泛的自觉传播时，资源才能被有效利用，发挥资源对学礼习礼的宣传、引导、指导作用。

    全民参与，改善守礼有礼的硬条件和软环境，用文明形象增强文化自信。礼仪知识不是科学知识，实际上乃是一种“信念”。英国哲学家布雷斯（R.B.Brainthwaite）认为，“信念不是一系列实际行动，而是一些行动的倾向，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下，这些倾向才能变成行动。”④因此，单独依靠个人理性无法修炼出一个守礼有礼的民族。文化自信既是肯定，更是践行。守礼有礼就是践行，改善践行的硬条件和软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硬条件方面，吸引民众广泛参与到公共场所和设施的设计和维护中去。民众是公共场所和设施的使用者，可以运用方便有效的互动渠道，集思广益，从细节着手改善公共场所和设施，例如：防止“跨栏”，可以在高度、样式上想办法；防止乱涂乱画，可以在表面材料上花心思；防止乘车插队，可以在站台设置上动脑筋。另外，公共场所和设施的维护十分重要，不给“破窗效应” 留有产生的机会。使之维持良好状态，除了依靠工作人员外，同样不妨运用互动渠道，让“随手拍”的监督渠道有效发挥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软环境方面，共同培养文明有礼的现实环境和网络环境。网络环境的虚拟公共空间和现实环境的公共场所一样，是社会交往频繁发生的场合，也是传播“中国礼”的切入点。加大网络监控管理力度，完善网络信息体系，净化网络环境，使人人都为自己的网上言行负责，良言良行得到传播，恶言恶行得到扼制。全民参与，在虚拟空间展现良好的网络素养，彰显文明守礼、自信有礼的精神面貌，共同培育文明有礼的现实环境和网络环境，共同塑造守礼有礼的民族形象。 

    基金项目：2013年度广东省教育厅育苗工程（人文社科）项目《“知行统一”命题下的大学生礼仪教育研究》（2013WYM_0040）

    （作者单位：星海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蒋璟萍：《礼仪的伦理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②金开诚：《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3期。

    ③刘梦溪：《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光明日报2004年4月28日。

    ④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