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待遇

    1939年初，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李六如同办公室秘书和培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了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出来后，毛泽东感觉不甚理想，决定另请人修改。1月22日，他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说：“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信的末尾，毛泽东特以告之，“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

    《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署名只有总编“齐礼”一人，周扬是否动笔作了修改，不得而知。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给周扬信中，提到每千字一元五角的稿费。全书10万字左右，算下来1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的《延安访问记》，以及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13元，猪肉每斤0.2元，鸡蛋每个0.01元。至于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当时在延安访问的记者舒湮在其《战斗中的陕北》中记述：“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 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 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3. 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 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 医院是一角钱。”由此比照，大约每人每天花费在0.25元左右。这样算下来，《陕甘宁边区实录》150元稿费，抵得上一个人600天左右的生活费，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待遇。

    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被当下一些学者称为“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到抗战后期，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作为东道主，边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最终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让他们有事可干，二是提供相当的物质待遇。在这两个问题上，边区在政策上一点儿也不含糊。

    关于有事可干：知识分子大多被安排在延安先后创办的30余所专门院校工作或学习，有的则在机关和一些专业部门工作。

    关于物质待遇：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外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稿酬制，给予切实照顾。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一种尽可能平等而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自抗战时期供给制逐渐制度化开始，供给标准一般按级别不同，在每天伙食标准、每月津贴补助、日常实物分配、办公杂费支出等方面体现出相应差别。

    著名学者何干之是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音乐家冼星海1938年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习惯，曾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但他很快就习惯了延安的生活，在1940年3月21日给友人的长信中，他提到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此外，1938至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贴。1940年1月，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组织给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另外，还为他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l匹。

    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5月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以确保知识分子的待遇。当时，文化技术人才的待遇已经优于党政军机关干部。但如果是发表文字作品，他们还有稿酬收入。做技术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奖励。可见，延安时期对著名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重视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