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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作为最大赢家的美国，觉得是时候重新建立国际金融秩序了。7月，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西方主要国家代表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简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直接催生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前者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了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后来由于各种危机频发，于1973年宣告瓦解，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却延续下来。
时针转动到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议筹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重点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等21个国家在北京签署备忘录，正式开始筹建亚投行。此后，美、日等国不断发出质疑，认为亚投行会成为表达中国战略利益的工具。然而，2015年3月12日，英国突然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西方阵营开始从内部分裂；3月17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一起“倒戈”，美国有点坐不住了。
“新的玩家正在挑战美国在这个多边体系的领导地位。”美国财长杰克·卢在回答欧洲盟友“倒戈”的问题时直截了当地说，“我希望任何国家在做出正式承诺之前都要确保（亚投行）得到适当管理。”他在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上说得更明确：“美国的国际信任度以及影响力正在受到威胁。”他认为因此需要对IMF进行改革。与此同时，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也表示：“如何能确立（亚投行）公正的治理结构呢？”面对加入者和反对者，亚投行的未来将会如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就此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的独家专访。
亚洲：“需求谁来满足”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为什么筹建亚投行？
陈凤英：首先是有市场需求。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很大，借用亚行（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数据，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可能要8万亿美元。
其次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比较低迷，亚洲经济虽然不错，但缺乏亮点，而基础设施建设很可能是亚洲乃至世界未来的经济增长亮点。
第三，是融资缺口很大。其实亚洲资本是很丰富的：外汇储备世界最多，还有私人资本和企业资本。那么亚行和世行不能做到的事，亚洲可不可以用自己的钱做？用自己的钱做自己需要的事，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就是筹建亚投行的起因。
环球人物杂志：亚行和世行为何做不到？
陈凤英：亚行的资本只有1600亿美元左右，相比8万亿美元的需求远远不够。实际上，亚行也做不了这件事，它的主要任务中只有少部分是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是援助，把西方援助资金和亚行股份资金用于整个亚洲地区的开发，这才是它最大的目标。世行也是，二战结束时亚洲人口少，地区还没发展，所以发展援助是他们最大的目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亚洲人口最多，地区也已经发展了，资本缺口就显出来了。但亚行和世行的行为准则依然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要达到它的标准，它才以援助或低息的方式投资。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以西方的标准，基本申请不到贷款。所以中国成了最大的获益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亚行最大的贷款客户。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透明，亚行认为中国很有希望，就更愿意投资。相反，越是不发达地区，它越不投资。
欧洲：“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
环球人物杂志：这段时间欧洲对于加入亚投行表现得很积极，这是为什么？
陈凤英：对欧洲来说，主要就是利益驱动。它们看到了在亚洲的机会，其中基础设施是最大的一块蛋糕。通过亚投行这个融资平台，把资本投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拉动欧洲的出口，包括它们的技术、产品，因为亚洲要搞基础设施建设，肯定要进口大量的钢铁、水泥等。对欧洲来说，这是对它们最有利的方面，因为欧洲的制造能力还是很强的，水平也很高。那么大量商品出口的结果，就是在欧洲国内创造就业。现在欧洲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低迷，主权债务危机以后失业率很高，而消费很低，加入亚投行可以拉动其国内的生产、制造、贸易、就业等链条，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拉动经济增长。
环球人物杂志：英国不属于欧元区，为什么第一个提出加入？
陈凤英：同样是因为符合其利益。英国自己也明确表示，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对其是有利的。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哪里有机会，肯定就要抓住机会。所以英国才不顾美国反对，也不管其他发达国家参不参加，就率先加入了。
环球人物杂志：法国、德国、意大利也马上宣布申请加入。
陈凤英：这就是一种连锁效应。它们一看英国加入了，自己为什么不加入？法德意是欧元区的三驾马车，欧元区经济要比英国差得多，现在欧洲经济中的“英国现象”是非常明显的。英国由于具有灵活性，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其他国家的效仿就出现了。另一方面，在申请截止日期前加入，可以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直接参与制定亚投行的章程，所有规则对它们是完全透明的，法德意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或许没有英国的带动他们不会主动申请加入，但英国一做，它们就出来了。既然你要抓住机会，那么我也要抓住，你申请，我也跟着。我想后面很可能还有一批。毕竟，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仅亚洲与欧洲有对话机制，中国与欧洲还有对话机制，中德、中法之间都有，如果不看政治，中欧、亚欧在经济上是天然的伙伴和盟友。
美日：“谁牵头很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美国显然不高兴，日本也保持距离。亚投行对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会构成威胁吗？
陈凤英：主要还是挑战吧。“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主导的，日本就是个跟着美国走的小伙伴，完全附属于美国。我认为日本不值得一提，但美国值得考虑。其实它明明知道这是一件好事，但谁牵头它很在乎。如果是美国牵头，中国参加，它会非常乐意。就像G20从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首脑会议是小布什倡导的，美国非常乐意，请中国去，我们马上就去了。但当我们要做事的时候，它却反对。这就是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不平等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挑战了它，你不平等，我们就做自己的事。如果说对美国有威胁，就是旧体制不改，就要被新体制替代。假如亚投行运行得好，越做越大，旧体系还是原来的规则，你的领域就要缩小。所谓的威胁就是倒逼它改革。亚洲有亚洲的规律，你的模式好，为什么还会有危机？或者曾经是好的，现在不一定了。当时是西方经济主导世界，现在世界经济已经走向多元化了。我想美国肯定是把亚投行当作挑战和威胁的，但它必须改变，因为世界变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美国还在延续冷战思维吗？
陈凤英：如果它能接受我们新兴大国的地位，那就是平等的，但显然美国没有做好准备接纳中国。说是冷战思维也好，说是守成大国不允许新兴大国对它挑战也好，中国已经强大到想做点事了，我们那么多外汇储备到哪去用？应该盘活它，这是我们的存量，也是我们的资源。
环球人物杂志：美日等国一直在质疑亚投行的管理透明度和运营能力。
陈凤英：这种担忧是可理解的。每一个新鲜事物出来肯定要面临挑战。我们可以把它们的担忧当成善意的建议。但亚投行不是亚行，对亚行来说，效益可能不是最主要的，但亚投行一定要讲效益。我们在规则制定中肯定会把美日的意见吸纳过来。一个包容、公平、透明、开放的经济体，只要好的都接纳，这就是后发国家最有利的条件。就像让英法等国进来，因为它们有经验、技术、资本，为什么不可以用呢？但这可能正是美国最担心的，因为开放的中国肯定会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而美国一贯的逻辑是：我永远是对的，你是错的，你必须听我的。毕竟当老大当了那么多年嘛。反观英国，虽然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一是它当美国的从属者很久了，二是它在亚洲待过，尤其是香港，非常了解亚洲市场和社会，对英国来说这是最有利的条件，所以态度就不一样。
环球人物杂志：日本的思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陈凤英：在我看来，日本要加入亚投行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有。日本的制造业是亚洲最好的，中国改革开放最早就是利用日本的技术和资本，亚洲的起飞模式也是从日本开始的，它的经验、技术、资金都可以输出，而且日本现在的经济那么死气沉沉，正需要活力，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要失去？可它仍然听命于美国，不敢参加，送给它的蛋糕不吃。政治是重要，但世界已经发展到今天了，现在亚洲人一起办一件亚洲需要的事，你为什么还抱着死人不放、活人不管？这就是意识形态或冷战思维，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国：“搭平台，做蛋糕”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很大发展，亚投行对中国经济的意义还像过去那么大吗？
陈凤英：当然很大。这是中国经济的延伸。过去30多年，中国最大、最成功的经验就是“要想富，先修路”。高速公路修到哪，发展就到哪；高铁建到哪，哪里的城市群就出来了。不到10年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世界刮目相看。这些经验对世界是多大的贡献？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些经验、技术延伸到亚投行。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有很多成功经验，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很多发达国家都不如我们。我去南亚某不发达国家考察的时候，陪同的人对我们说，世行投资建设的路是由不同国家承包的，这条路是你们中国建的，非常平坦，那一条是某国建的，已经裂了，汽车在上面都能蹦起来。现在我们到那里去搞建设，不正是把国内的产业延伸了吗？
环球人物杂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有怎样的提升？
陈凤英：以前是中国自己高速发展，未来在亚投行投资的线路上，相关国家和地区都会有较高的发展。这会涉及多少人口？这些国家有购买力后，市场会有多大？这才是亚投行更大的意义所在。把路修到哪里，哪里就会发展，这是中国的经验，以后会成为亚洲的经验、世界的经验。我不敢想象，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这个蛋糕会做得多大。
这就是中国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在搭平台，世界其他国家搭便车。美国以前总说中国搭便车，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不是搭车，是推车。而我觉得现在中国是造车，叫其他国家来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