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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近30年,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

王争艳:开贵药我下不了手

荣先明 廖冬妮 《 环球人物 》(

    一件磨旧的白大褂,一副老花镜,这就是十八大代表——武汉金桥社区医生王争艳平时的装束。虽然已退休,王争艳又被原单位汉口医院返聘。每周二、四、六,在汉口医院坐门诊;而一、三、五,她就会回到熟悉的社区卫生中心。她说,那里看了10多年病的老病人舍不得她。

    诊病的“老四样”

    清晨7点,王争艳匆匆灌下一杯牛奶,又从冰箱里取出昨天的剩饭,放进包里,就骑着她的“老爷车”出门了。8点不到,金桥社区卫生中心,病人们早已在走廊里排起了队。王争艳穿上白大褂,走进诊室,一边向病人点头问好,一边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里面的听诊器、小电筒、棉签,再加上手上那块“老古董”手表,是她几十年来看病必备的“老四样”。

    排在第一的病人,是湖北蕲春县的一对农民父子。他们是慕名而来的。不过,这对父子只带了农合卡,却忘了带病历和之前的检查单等。王争艳认真地诊断后,告诉他们平时要注意的事项。同时叮嘱说,以后看病一定要带上病历。“就目前的情况,你们最好回蕲春治疗,如果乡卫生院解决不了,可以上县医院……”她耐心地给这对父子讲以后该如何看病,最后一分钱的药都没开。

    一上午,被病人围着的王争艳只喝了一口水。直到下午1点,她才拿出饭盒,放进微波炉里热一下,吃上了午饭。

    这只是王争艳工作中最平常的一个上午,这样的日子她已坚持了近30年。从医多年,她平均单张处方从没超过80元,最便宜的一张处方只有2毛7分钱,那是为一名胃炎患者开的一支止吐剂,而在同类药品中,最贵的针剂要100元一支。因为这份坚持,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小处方医生”。这些年,“小处方医生”为患者解决了不少大问题。

    退休工人王建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辗转几家大医院,每月的医药费要800多元,可他每月的养老金只有1000元出头。无奈之下,他找到了王争艳。按照她的治疗方案,王建生每个月只需花80多元,血压就能控制得很好。

    “您有什么诀窍,用这么少的钱就控制了我的病?”他问王争艳。王争艳笑笑说:“可开可不开的药,我从来不开;太贵的药,我会尽量找便宜但效果相当的替代品。”在王争艳看来,为患者节约一点就是一点,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在社区里看病,面对的大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我了解他们的生活,开贵药我下不了手。”王争艳对记者说。

    王争艳开处方,从来不会为了小而小。在她眼里,处方其实没有大小之分。“我只是本着医生的良心,尽量为病人着想,下笔时既考虑到他的病情,更兼顾他的经济状况。”

    不能给“好医生”抹黑

    王争艳如此为病人着想,跟他的家庭不无关系。1954年,王争艳出生在湖北省洪湖市的一个医护之家。父亲是一名军医,母亲是护士。王争艳说,少年时最清晰的记忆来自母亲。在手术室工作,母亲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挽袖子为手术台上的病人献血。

    1977年,王争艳考上了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想继承父母的衣钵做一名医生。但不幸的是,求学期间,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只得休学治疗,这一治疗就是3年。这段经历,更坚定了她从医的决心。

    1984年,王争艳大学毕业后进入武汉市汉口医院(原汉口铁路医院),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在做了11年的内科住院医师后,当医院要派人到门诊站点时,她主动报了名,要求当一名社区医生。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同事们替王争艳总结过,来找王医生看病的,大都是4种病人:诊断不清的、以前看过病但效果不好的、经济条件不好的、得病后心里特别想不开的。

    病人身上没带够钱,是王争艳时常遇到的情况。从几块钱的挂号费,到几十元的药费,甚至上百元的住院费,垫钱成了王争艳的习惯。什么时候,给谁垫了多少钱?她都不记得了。“这个不用记,他们都会还的。”王争艳笑着说。

    一位来自郊区的农民因为感染,全身过敏,跑了多家医院,医生都说要打吊针。听说要花几十元钱,老农舍不得。王争艳给他开了几片抗过敏药,一共就花了几块钱。老农连声道谢。王争艳又从身上拿出100元钱,递到老农手中,“大爷,您这几天要好好休息,不能干活了,这就给您当生活费吧。”一周后,身体康复的老农背着一袋东西来看王争艳,“王医生,这是我们自家做的红薯粉条,给您尝尝。”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爱与爱的呼应更幸福的了。”王争艳说,她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全因为病人的爱。她先后待过多个门诊站点,每到一处,都有老病人辗转追随,又有新病人聚少成多。王争艳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光顾汉口医院门口一家水果摊,因为只要她去买水果,老板肯定不收钱。在这家人心里,王争艳就是他们的大恩人。

    2009年9月,经过武汉市民的无记名投票,王争艳当选为“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出名后,不但当地人来求医,全国各地的患者也知道了这个好医生。面对不断找上门来的病人,王争艳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甚至害怕,“我每天都告诉自己,不能犯一点错。这么多人来找我,不能给‘好医生’的牌子抹黑啊!”

    想工作到70岁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收入不高,却经常为病人垫钱,家人反对过吗?

    王争艳:没有。我们一家都是很实在的,我丈夫比我还重视奉献,很少受社会外界的影响。比方说,我看到一个很造孽(武汉话,可怜的意思)的人,就给了他100块,身上还剩100块。回家后跟老公说起这事,他就会说,“他那么造孽,你怎么不都给他呢?”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医生,您觉得现在医患关系较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王争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贵,再就是因为难。这个贵和难,用我们武汉话讲“病人心里是黑的”。病人看了病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医生单子就开了,然后药就来了,这样病人自然会有意见。如果医生多和病人沟通,让他们清楚病情,意见就会少一些。还可以学习海南,引入第三方基金保险,病人、医生、医院都可以投保,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医患关系,免去医生后顾之忧。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医改,您怎么看?

    王争艳:医改早已开始了,现在是推进的过程。老百姓体会得不明显,是因为改革正涉入深水区,只能慢慢来。医改要深入推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同时要做好基础健康教育工作。我建议老百姓,一般的病进社区看,普通检查进二级医院,急难危重进三级医院等,以期做到“分流有序”。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选十八大代表后,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王争艳:当选十八大代表,一方面群众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我感觉身上的时代感、历史责任感更重了。另一方面,我当上代表不是因为做得好,只是刚好迎合了国家政策、时代和群众的要求,加上组织的培养,我还是一个普通人。

    环球人物杂志:十八大召开时您准备反映哪些问题?

    王争艳:这还用准备吗?平常老百姓都在跟我说“我想怎么样,您开会一定要说……”都烂熟于心了。群众、医生的期望,我会结合实际情况提些能够“蹦起来够得着”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已经快60岁了,准备工作到什么时候?

    王争艳:两年前,现任省委书记李鸿忠还是省长时,见到我说,“我看您还可以工作到70岁”,我想我应该可以做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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