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把握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有关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特殊背景值得特别关注。这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提出，继而2024年3月的全国两会再次重申，再到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系统部署。也就是说，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全国两会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经过近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系统部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年度工作会议和专题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有两条：总结上一年的经济工作，部署下一年的经济工作。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改革，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虽不能说财税体制改革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但从其不同于以往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提出、酝酿、谋划以及具体部署，首先是和经济问题相关，首当其冲是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有两个重要论断：其一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其二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这明确无误地表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和增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概括起来讲，就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首次把预期特别是预期转弱问题引入宏观经济决策的视野，让我们从过去的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扩展到了预期管理。在那之后，特别是2024年以来，预期问题一直成为宏观经济决策中的重要线索。

    从2023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24年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围绕2024年经济工作所做出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重要要求是，“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对比此前“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表述，可以发现两个突出变化：其一是稳预期替代稳物价；其二是稳预期超越稳就业、稳增长，跃居三稳之首。两个方面的突出变化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心或者经济工作的重心之一是稳预期。

    2024年9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出了一揽子增量政策。我们发现，增量政策相对于过去的存量政策虽都属于扩张性政策、刺激性政策，但增量政策的刺激和存量政策的刺激相比，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那就是增量政策在注重扩需求的同时也注重稳预期。也可以说，增量政策是从稳预期和扩需求的双重维度加以部署的。

    考虑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部署，围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蓝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健全预期管理体制。

    当前中国经济工作和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工作面临最严峻、最复杂的挑战，也是学术界应当研究的问题，就是要集中体现一个“兼”字——目标要兼容。不管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采取什么样的举措，都要兼容扩需求和稳预期，不能只顾扩需求，不管稳预期。功效上要标本兼治，不能只治标不治本。这就需要改革与政策双引擎同向发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改革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应该也必须是互补关系。刺激政策不论属于逆周期还是跨周期调节政策，都少不了“周期”二字。一说到周期，就都是短期的，长期的问题靠什么解决？唯有改革。

    经济运行中同时存在三个方面的矛盾，需求层面的矛盾、供给层面的矛盾、预期层面的矛盾，单纯的刺激政策所解决的更多的是需求层面的矛盾，预期层面的矛盾靠什么办法解决？历史经验反复提醒我们，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兼而有之，不能在注重正向作用的同时忘掉负向作用，而负向作用是需要改革加以抵消的。政策如果缺少改革的支持，不仅难以真正落地，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当前情况而言，主要有几个方面应该尽早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方面，史上最大规模的化债。这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常识告诉我们，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运行规律告诉我们，如果在化债的同时不辅之以央地财政关系的改革，完全有可能重复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轨迹。

    另一方面，围绕财政出台更多、更大规模的扩张政策以促进消费、扩大消费的呼声颇高，这无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在调节收入分配和调节财富积累方面发挥作用，需要我们在税收制度建设上补足短板。不仅个人所得税制度需要调整，而且财富积累环节的税收也要补足。这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一，我们也不能不去研究。

    除此之外，一系列围绕财政如何支持投资扩大的政策建议，特别是支持民营经济投资的建议，当然也是应当考虑的。但如果同时不辅之以财税体制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改革措施，这样的建议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总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应当也必须是，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助力财政政策调整，从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本文为作者在第八届财经发展论坛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