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基层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水平；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精神药品用药需求；加快医保体系创新，助力生物医药产业更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国产医疗器械出海，提升医疗器械国际竞争力；加强中国内地与港澳医学交流合作；建设卓越医学工程师培养体系……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葛均波将带到今年全国两会的6项提案一并发给记者。
从基层医疗药品需求，到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一份份具有极强针对性、极高专业度的提案，是在医学界享有国际声望的葛均波长久思考、多年实践的结晶。他为这些提案列出一个个主题词：政策完善、体制交流、产品创新、慢病筛查、科普教育……主题词中蕴含着他对基层医疗保障的关怀、对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展望、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期冀。
心系基层群众身心健康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是名扬国际的心脏病学专家。他的提案《提升基层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水平，铸就全民健康第一道防线》，却将目光投向广阔基层。
“尤其要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促进社会公平！”葛均波将这句话写入提案摘要。
这是一份提交给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提案。葛均波介绍，进入21世纪以来，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为代表的慢性病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公共问题；我国慢性病现状不容乐观，呈现出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费用支出率高和控制率低的“四高一低”现象。
“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甚。”葛均波列举《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中的数据：我国心脑血管病患人数约3.3亿人，已经占据居民疾病总死亡原因的首位。“需要注意的是，自2015年起，农村地区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已经超越城市，这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的步伐，也成为居民重大健康威胁和全民健康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障碍！”
在葛均波看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死亡率，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国家战略的重要步骤。为此，他提出4项针对性建议：
针对社会公众——尤其是农村地区老年人口比例高、平均文化程度不高、健康意识薄弱、对慢性病危害知晓率低的人群，加大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科普教育力度，实施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控制，提升群众知晓率；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和群众对慢性病筛查、控制、治疗认知差的现状，开展省、市、县、乡、村联动筛查，完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服务体系；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相对薄弱，尚不能很好满足心脑血管慢病预防和急症救治需求的难点，加强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筛查、及时干预和后续治疗，在加大基层医疗投入的同时充分运用现有资源，发挥区域医疗协同发展的转诊与协作等优势，提升基层治疗效率；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吸引力不足、缺乏职业教育培训及提升通道的困境，依托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等，采取培训讲座、临床带教等多种方式提升医务人员慢病防治能力，完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全民健康，是身心一体的健康。葛均波看到，伴随社会快速发展，近年来，精神心理卫生的疾病谱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截至目前，进入我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以下简称《目录》）的精神障碍药仅31种。“现行《目录》中的精神障碍用药，在品种、剂型、数量、处方权等方面与临床实际用药需求存在一定差异，难以满足基层医患的精神障碍诊疗和康复需求。”为此，他提交《关于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精神药品用药需求的建议》，针对当前现状提出3项建议。
其一，《目录》已5年未更新，基层用药选择有局限。他建议在新版《目录》更新之际，组织多领域专家，结合当前各类高发精神疾病、特殊人群需求等，制定符合我国精神心理卫生现状的治疗精神障碍用药相关目录；制定评价遴选标准，择优疗效好、安全性好、经济性佳的适宜药物入选《目录》，提升常见精神药物可及性，减少三级医院的诊疗负担。
其二，《目录》中的药物品种少、老药多，基层精神药品配置不足。他建议以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所在城市为试点，考虑区域基层用药特点，探索制定精神疾病基层临床诊疗指南、区域指导用药目录；与当地国家医学中心常用优质药物形成从“中心到基层”的处方衍生，扩充基层精神药品的品种配备，即凭三级医院的处方可在社区等基层完成配药，医保品种可按70%—80%比例予以报销，减轻病人经济负担；定期动态调整指导目录、更新指南，并对药物疗效、安全性等进行追踪研究。
其三，精神药物管控严格，基层医院少有心理科或精神科，负责多个科室诊治的全科医生处方权受限。他建议参考浙江经验、借鉴上海模式，通过“认证考核”“互联网多点执业”等方式，为全科医生增加专科药物处方权的资质。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承担着全国合理用药、降低费用的重要作用，也代表了我国整体医疗水平，建议将精神心理卫生相关药物调整作为《目录》调整的工作重点，以满足基层实际临床用药需要！”葛均波呼吁。
着眼医药产业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和医保政策惠民利民可以实现双赢。”提案《关于加快医保体系创新，助力生物医药产业更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成型，源于葛均波对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和医保政策惠民利民之间矛盾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创新药不断涌现。2018年以来，共有341个创新药通过医保谈判进入目录，“在缓解群众用药负担、推动创新药临床应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降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创新带来了不利影响”。葛均波介绍，当前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创新药面临医保准入和医院准入的双重压力。创新药一方面处于市场和价格两难境地，另一方面面临“入院难”的挑战。葛均波逐一解释：相比发达国家以药店和邮购作为处方药销售的主要渠道，2022年我国药品销售公立医疗机构占71%，零售药店占29%，“未进入医保目录意味着失去大量市场份额，而通过谈判进入目录则必须大幅降价”；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后，还要经历医院内部药事委员会审查，“医保支付总额限制、药品品规限制、药品零差率政策和创新药用量少、储运成本高等因素，极大影响了医院采购创新药的积极性”。
第二，医药企业持续创新动力受到较大影响。葛均波观察到，目前我国存在原创药企研发费用占比畸高、生物医药行业投资缩水明显的现象。“企业处于创新药研发难度大、周期长、投入高和医保谈判后大幅降价的两难境地。我国近年上市创新药和海外授权项，大多是5年前风险投资的成果，投资大幅下降必将导致未来几年创新成果减少！”
第三，法律制度和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专业人才也较薄弱。”葛均波介绍，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是目前我国医疗保险的基本法律依据，但已与持续深入的医保改革不相适应，亟需制定专门的医保法律；创新药的价值评估必须依托专业和科学的理论研究，而教育部直到2023年底才首次设立“药物经济与管理”专业，体系性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医保谈判尚未建立常态化、专业化的评估机构和队伍。
葛均波建议，加快医保立法，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前瞻性医保制度体系，打通创新药入院“最后一公里”；完善工作机制，健全医保谈判组织体系，将创新药谈判由一年一评调整为随时申报以缩短患者获取时间，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和专业培训，提升医保决策专业性和科学性；强化政策协同，在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下成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协调小组，通过出台奖励政策鼓励商业医疗保险开发更多覆盖创新药的产品、给予创新药企业更大力度扶持等，形成支持生物医药持续创新合力。
“巨大的国内外市场价差，还将吸引更多创新药到国外研发和上市！”20世纪90年代留学德国近10年的经历，赋予葛均波难能可贵的国际视野和爱国情怀。创新药面临“医保困局”，他忧心我国将在国际研发竞争中居于劣势，影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交提案《大力推动国产医疗器械出海，提升医疗器械国际竞争力》，亦是着眼于我国医药器械出口现状，为促进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国际化而建言献策。
在国内外临床执业30余年，葛均波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医疗器械出海仍处于初步阶段，“出口产品同质化严重、附加值低，高端器械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在他看来，提升高端医疗器械研发能力和高端医疗器械“出海”占比，是当前我国医疗器械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他建议从完善国家出口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加强行业引导等多方面入手，增强我国医疗器械的国际竞争力。
他在提案中条分缕析、提出主张：第一，建议进一步深化和落实医疗器械出口相关政策，尤其是认证体系需与国际接轨；第二，医疗器械的学习曲线长，国外医生的熟练度和依赖度成为我国医疗器械能否顺利“出海”的关键，建议加大重要海外市场培训力度，让海外用户熟悉并依赖我国医疗器械；第三，我国医疗器械企业规模普遍不大，政策解读、战略布局、客户维护等能力存在缺失，建议相关学（协）会与海外市场建立合作，同时构建完善的引导流程，帮助中小企业器械进入国际市场；第四，建议通过加强财税扶持、设立创新基金项目等，大力推动国产器械技术创新，提升高端市场核心竞争力。
“出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和器械，不仅有助于国家经济增长，还能提高全球医疗保健水平和应对全球卫生挑战。”在这份提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税务局共同审查的提案中，葛均波期待，不断提升国产医疗器械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助力国产医疗器械收获与国产创新药物并驾齐驱的“出海”佳绩！
推动医学人才培养
作为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葛均波在高校科研与临床实践中，为我国医学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心力。《关于卓越医学工程师培养体系建设的建议》与《关于加强中国内地与港澳医学交流合作的提案》，表明他对我国医学人才培养的殷切之心。
高校工程师人才培养与医疗机构创新产品研发脱节，缺乏重视医学工程师的源头培养，医学工程人才评价体系和资助体系尚待完善……葛均波直言当下我国医学工程师培养体系的局限所在。在他看来，如何摆脱对国外医学“卡脖子”技术的依赖，加速自主研发的医学创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我国医学人才培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生物技术转化，尤其是关系到人民健康的临床疾病诊疗领域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转化，刻不容缓！”葛均波建议，将高校国家及省部级工程类重点实验室与医疗机构优势学科相结合，以高端医疗装备研发为导向，形成“强强联合”的学习场景交叉合作模式；采用“工作室”或“联合实验室”等模式，提升合作模式灵活度，形成人才源头交叉培养；建立卓越医学工程师培养的“双导师”制度，既保留原学科的独立性，又注重医学和工程学的深度融合；建立多元化的经费资助渠道，保障研发的长久性和可持续性。
跨学科交叉、跨地域交流，都是培养医学人才的丰沃土壤。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内地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保障体系也日益完善，许多临床经验和技术甚至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与此同时，香港和澳门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医疗体系各具自身特色。“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医学合作机制尚不够完善，交流积极性也有待提高。”葛均波认为，加强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医学交流，对建立涵盖面更广的全国疾病救治体系大有裨益。
当前，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医学交流，更多是临时性的交流活动。“没有固定合作机制，很难持续开展交流。”针对学术交流合作机制不够完善的现状，葛均波建议双方协商构建体制机制、搭建交流平台，通过举办跨区域性医学年会、开展我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医疗机构定期互访等方式，推动定期、长期的医学交流。
学科体系的差异，也影响着我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医疗模式的交流。葛均波介绍，近10年间，我国内地医疗学科中心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果，但由于信息交流存在障碍，难以将优质体系模式传递给港澳地区，从而无法真正建立全国性的心脑血管、肿瘤、呼吸系统等重大疾病诊疗体系。“这对于港澳居民的疾病防治也是一大隐患，推动建立互通互促的重大疾病防治体系非常必要！”他建议加速体系建设的相互借鉴，向港澳地区推荐建立胸痛中心等优质学科中心，助推全国重大疾病诊疗模式和水平不断进步提升。
由于我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医疗机构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人才培养偏重也不相同。“在内地和港澳居民来往频繁的当下，医疗人才的适配性和流动性成为医学交流的难题之一。”在葛均波看来，人才交流是实现技术转移的重要途径。他建议完善医疗资质互认机制，开拓人才交流与培养新模式，通过鼓励内地优秀人才赴港澳医院、吸引更多港澳医生赴内地医院工作学习，增加优秀医疗人才的流动性。
葛均波特别将“试点先行”作为这一提案的主题词之一。他认为，在经济、文化合作领域，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已经有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成功经验，医学领域的深入交流合作也需要打造一个成功样板。他提出“以局部提升促进整体发展”的建议：建立大湾区医学诊疗协同模式，以此为起点推进区域间医学体制、体系同步发展，增强三地医疗合作互信，让大湾区成为带动内地和港澳医学交流的先锋，最终实现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医学卫生领域的交融互通。“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继续加强我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医学交流与合作势在必行！”他对此满怀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