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财政冲动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出版）用金钱解析秦汉至晚清两千余年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作者郭建龙说：“自古及今，中国历史被淹没在层层迷雾之中，而市场上流行的说书人式的历史书中，又只会写王侯将相勾心斗角，却对于背后推动历史的真实力量一无所知。”他认为，一个朝代建立后，最深层的需求是建立官僚体系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建立财政体系来维持官僚制度。只有了解政权所有者的财政冲动，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走向。

　　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本书将中国封建时代分为三大周期。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其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其特征是财政上保守，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

　　本书认为，秦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是因为秦围绕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然而，各国都有变法，为何秦能一家独大？这是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强，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本的变革，将秦国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那秦朝又死于什么原因呢？有学者认为秦朝死于疆域太大，没能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本书认为，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

　　实际上，末代皇帝不乏励精图治者。中平五年，汉灵帝做了一次大胆的改革，涉及的对象是地方政府，却最终彻底葬送了东汉皇朝。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皇帝所能完全左右的，哪怕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开国皇帝。所以本书的主角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历史并不陈旧，没有如读者想象得那么遥远，正如福克纳所言：“过去从没有死去，它甚至都没有过去。”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说：“若以国家、道德和宗教兴亡的全貌为背景，‘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进步难道只是每一代自诩‘现代’的人，徒劳无益、习惯性的吹嘘吗？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

　　读完各朝代的财政办法，你会发现，没有一种财政制度是完全高效且无害的。社会是动态的，制度建设不可能一劳永逸，只能因时因地做出适宜的选择，该转向时，能够勇敢转向，只是船大调头难，制度走到后期往往陷入死循环。

　　此书又俨然是一部中国古代货币简史，分析了古代中国硬货币或软货币发展的历史。如北宋末年，中央财政几乎年年赤字，甚至只够满足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三。群臣束手无策时，蔡京将纸币从四川引向全国，发明一种叫做钱引的货币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大量的纸片从政府飞到民间，将民间的真金白银和粮食掠走，然而蔡京的做法也造成了民间金融系统的崩溃，当金兵入侵时，政府再也筹集不上新的财富来抵御外辱，北宋灭亡。明代皇帝由于对金融无知，发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的概念，成了空头纸币，在明代初期就已经崩溃，变得一文不值。采用白银成为民间自发抵制政府掠夺的行为，纸币被抛弃后，由于政府缺乏制造通胀的能力，明代反而成了金融秩序最稳定的朝代之一。

　　将王朝的兴衰、战争的胜负都归结于财政问题的好坏，就不免陷入卖什么吆喝什么的偏执。比如托克维尔悖论——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繁荣加速革命到来——用经济账又如何能解释得通呢？此外，历史还有一定的偶然性。政治稳定，是各种力量博弈的暂时结果，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经济不是唯一一个决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