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很难说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投射在现实之上的想象建构。历史中西方对于中国的向往,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呢?
从13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所抱持的主流态度,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风”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并非我们如今通常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而是一套以外部视角想象中国、解读中国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
英国剑桥学者、艺术史学家休·昂纳(Hugh Honour)在著作《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通过寻找“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全面解析了“中国风”这一概念。
昂纳说:“本书是为那些像我自己一样的人而写的:我们对中国艺术知之不多,同时又想知道,我们称之为‘中国风’的欧洲风格究竟是怎样出现的,而且为什么会出现。”这段话至少包含两个要点:第一,这是部艺术史著作;第二,中国风是欧洲风格而非中国风格。昂纳更进一步说,“它所表明的是一种思想方法,同催生出18世纪哥特复兴的思想方法相仿。”昂纳试图说明,在欧洲,对于中华帝国的理想化认识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很早以前,波斯商人沿着丝绸古道带来了隐约的风声和耳语。13世纪之后,西方人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获得大量启发,“就像从一个幻想性的异域情调的舞台背景中获得启发一样”。在马可·波罗妙笔生花的叙述里,中国有着宏阔伟大的都城、金碧辉煌的宫殿、繁花修竹的园林、数不清的金银财宝,以及围绕着丝绸、瓷器、茶叶的有品位的高雅生活。关于中国的观念、神话或想象,经由马可·波罗的阐发,以一种强韧融溶的方式混淆现实,赋予现实比其所指更丰富、更复杂、也更扭曲的内容,它们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风”的潮流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巴洛克式中国风”和“洛可可式中国风”。最初劲吹者都是法王路易十四。太阳王的艺术品位有点类似我们的乾隆皇帝,喜爱一切红艳艳金灿灿亮闪闪的东西,刺绣的丝绸幔帐、真漆柜子、金丝细工饰品、特列安农瓷屋……富丽堂皇且富有异国情调,统统得他欢心。18世纪,法国人对表象的华美追求有所退潮,东方设计的奇特和变幻莫测受到推崇,如华托创作的版画《中国皇帝》、于埃的“猴子”系列装饰画、布歇的挂毯《中国集市》等等。它们代表了法国人的中国想象,其实与中国的传统美学并无太大关系。
欧陆的这股风越过海峡吹到了英国。“到处都是鸟和花”,除了在装饰艺术方面受到的影响,英国自也有其特色,比如活跃在舞台上的那些中国题材剧作。《中国孤儿》(改编自《赵氏孤儿》)不再凄怆深沉、思辨人性,而是充满了夸张的人物动作和神态的更加戏剧化的“大戏”。宝塔和凉亭耸立在英国的庭园里,周围没有远山近水层峦叠嶂,而是修葺整齐的平坦的草坪。它们是居留外地的异乡人,不管多久,与周围环境始终有一种尴尬的隔阂。
当马戛尔尼1793年到达中国,他面对的是一个需要祛魅的文化,他不得不丢弃所有的神话与记忆。这对于马戛尔尼、对于中国人,其实都不是令人愉悦的过程。18世纪晚期如此特殊,欧洲和中国都站在十字路口。马戛尔尼的访华经历,熄灭了欧洲几百年的中国热。结构性的坍塌之后,在即将步入的新的纪元里,东风和西风势必造就新的混沌。
在审美的世界里,想象如此具有诱惑性,以至于人跟物跟远方之间,丢失了素朴的真貌,指向物的纷杂理念,以一种赋魅的形式,让此物成为彼物,很少被抵达,很多被错置。至于历史,如同艺术,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人造物”。不过,“中国风”的出现和衰落,并不意味着美的走失和文化的断流。我们总是在“想象和误读”之中,不断重建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