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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南临湘北重镇岳阳、东接避暑胜地九宫山、西交三国古战场赤壁、北距省会武汉仅80公里。这个先后以“中国麻乡”和“咸安政改”闻名全国的地方，正是湖北省咸宁市的中心城区。
2011年9月28日是湖北咸安乡镇新一轮党委换届的日子。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镇政府召开全体干部大会，经过这几年乡镇干部多次精简，会议室里的空位越来越多。
这在2001年几乎是不敢想象的事。合并乡镇时，汀泗桥、古田、花纹三个乡镇共有201名干部职工，例会通常安排在三楼的大会议室开，椅子仍不够。
2004年，咸安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机关工作人员定编定岗，机关干部则通过考试考核、公开竞争，最终有37名干部定编上岗，其余人员退休、内退或被分流，原镇直属的“七站八所”的职工相继置换了身份……
2005年起，镇政府将会议室重新设到一楼，只备了37把椅子，直到今天实际能坐满的只有33人了。
政改地震
在1999年的时候，咸安是全省38个贫困县市之一，财政赤字已达3000万元。当时，咸安有各种名目的基金会130多家，非法高息揽储达3.68亿元。由于多年未被治理，1999年初出现挤兑风潮。要想解决这个牵涉到相当一部分咸安人的大包袱，就意味着3个多亿的坏账窟窿得去填补。
面对当时的局面，有的官员刚到任就主动要求调走。为官一任，做出政绩是很难的。干部素质参差不齐，领导方式陈腐；政府机构人员庞杂臃肿；财政入不敷出；封闭保守的思维充斥着整个咸安区。
刚刚走马上任的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宋亚平，是湖北省委从南方召回的官员，有着十年“商海”的传奇经历和历史学博士的高学历。面对这种局面，宋亚平任职之初，就大胆尝试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合并的党政“一肩挑”的改革。
大幅度撤并乡镇一级的党政机构，实行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交叉任职；对乡镇内设机构进行撤销合并，重新组成党政综合、财政税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四个办公室。
对于乡镇下设的“七站八所”，除保留财政所之外，其余全部和财政脱离关系，推向市场。此举将乡镇一级由财政供养的人员减少了近半数，减下来的人一律自谋职业。整个咸安区政党机关工作人员减幅度达44%，并开始出现人员缺编现象。
宋亚平深知改革会触动种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就必须要做好种种铺垫工作。在推出了为在职干部、退休职工、下岗分流人员统一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五项保险的“五保合一”保障制度半年后，他开始了第二步改革——让干部外出打工。这项措施引发了广泛的议论。
一些有素质的年轻干部被要求到沿海发达地区自谋职业、打工锻炼，两年内不许回来工作，一个月只发放150元生活费，咸安区先后有五批共近1000名干部接受过这种锻炼。一位首批打工干部回忆，离开当天，宋亚平率领区委区政府领导到车站送行。178名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心里都没底，大家哭成一片。两年后，其中的30多名干部选择留在外面，而回来的人也都“脱胎换骨”。
继干部外出打工之后，宋亚平开始实行机构改革，拿留在咸安的干部“开刀”。他先拿出6个重要的、被视为“肥缺”的区直局机关，公开选聘局长，然后放权让竞争上来的局长组阁，对人员进行分流。先后有2300多名区直机关的干部被推向社会。
一时间，媒体云集而来，“咸宁政改地震”的说法不胫而走，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咸安区实行的改革是“中国基层政治体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长期关注咸安改革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吴理财指出，“咸安改革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环节的缺失都可能造成改革被翻盘。”
宋亚平的改革彻底扭转了咸安区的落后局面，自2000年改革以来，区财政收入由1999年的5400万元上升为2006年的2.6亿元。而咸安改革“大旗不倒，力度不减”，并且其影响力还在向湖北全省延伸。
2003年年末，宋亚平由咸安区委书记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有人把这一提拔解读为“上级对咸安改革的一次肯定”。也就在这个时期，更多的媒体担心咸安改革是否会重蹈“人走政息”的覆辙。
2003年11月4日，湖北省委、省政府以咸安经验为基础，联合下发17号文件——《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行）》，决定在监利、老河口、安陆等7个地方进行试点。这或多或少平息了人们对咸安改革的担忧。
“以钱养事”新机制
在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雪东看来，咸安改革的方向无疑走对了，而如何维护新机制继续运行在今天显得更为现实。
2002年底，咸安区精简乡镇领导151人，将乡镇党政班子成员控制在9名内，并实行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干部交叉任职。同时，将乡镇机关统一归并于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和社会事务办公室，分流人员399人。2003年，包括乡镇农技站在内的九类站所、112个单位被撤出咸安区事业编制，面向市场开展公益性服务，站所人员完成整体身份置换。此后，全区统一设定服务岗位，以公开招标的方式与竞聘上岗人员签订“以钱养事”合同。
据咸安区委分管乡镇综合改革办公室主任李昌平介绍，“以钱养事”的经费有三个来源：一部分是区级财政用于农村公共事业的支出，其标准是种植业每亩不低于1元，畜牧防疫每户不低于2元；另一部分源自上级部门的转移支付，主要是湖北省财政按农村人口人均10元安排的补助资金。另外，咸安作为湖北省粮食主产区，还有3万元的粮食补贴。
人和钱的问题解决了，作为先行者的咸安还需直面另两个问题：合同规范、日常管理和评定考核的精细化，这对于完善新机制意义重大。
在李昌平驻点的双溪桥镇，记者看到了有关该镇农技服务人员陈宏文的表格名单，其中包括了服务合同、工作日志、服务登记卡、检查监督卡、考核结算卡等15种文本。
这些记录汇总起来形成对服务人员年终考核的依据。年底考核结束后，镇公益服务中心根据个人考核成绩发放报酬：90—95分的发全额薪水；60—90分的按比例扣除部分薪水；得分在60分以下的人员不再考虑续约；得分95分以上的除应得报酬外还有年终奖金。
严密的制度设计，让咸安的“以钱养事”得以健康运行。2003年以来，咸安先后接待了全国260个省、市、县的考察团。有趣的是，这些考察中不乏“回头客”。
李昌平介绍，其中一位安徽的县委书记前后来了三次。 这位县委书记首次考察后，回去立马对乡镇站所全面改制。“以钱养事”的经费拨下来，除了支付给合同服务人员，无合同的人员也提出要求，闹得不可开交。二度取经回去，他又强推乡镇站所工作人员的身份置换，造成上访狂潮。第三次考察，该书记认识到配套措施的必要性。
农民口碑促改革
“湖北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不断推进，乡镇机构和人员不出现反弹，关键在于建立了‘以钱养事’的农村公共服务新机制。”湖北省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办公室乡改组余林章说，在乡镇改革之前，许多地方的农村公共服务实际上已经“线断、网破、人散”，税费改革堵死了向农民收费的渠道，好多乡镇事业单位已经负债累累，甚至陷入了“有牌无人、有名无实”的状态，乡镇政府对应承担的公益性服务职能没有真正履行到位，农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公益服务。
“七站八所”改革后，湖北省将他们所承担的三农服务进行分类打包，向社会公开招标。由“七站八所”改制而来的农村公益服务组织和公益服务人员通过资质认证后，可以参与招投标。中标后，他们向群众提供合同规定的农技、农机、畜牧等服务，年终经政府部门和群众考核认可后，由政府支付服务费用。这种新的模式被称为“以钱养事新机制”。
咸安区横沟乔镇农技工作人员余伟文，是通过再竞聘上岗的。他告诉记者，与以前的服务方式不同，新机制把他们的利益与农民利益捆在了一起。政府购买农技服务，自己得参加竞标，由自己服务的农民群众参与打分，所以不敢有丝毫懈怠，基本上从农作物下种子之后，就一直要对病虫害进行监控和调查。孙田村范家湾一农户给余伟文打电话说自家稻田受了风灾，要求国家赔偿。由于改农户家离镇区比较远，余先后跑了四五趟才解决了问题。
咸安区是湖北省的缩影。为了让农民得到优质的公益服务，2005年，湖北在乡镇事业单位推广实行“政府采购，花钱买服务”，即建立“以钱养事”的新机制。县（市、区）、乡镇政府是提供农村公益性服务的责任主体，负责确定项目、提供经费、组织实施；根据政府职能、财力状况和农民基本需求，由乡镇政府和县（市、区）业务主管部门共同确定本地每年需要完成的公益性服务项目，提出具体服务要求；公益性服务项目按照“财政出钱，购买服务，合同管理，农民认可，考核兑现”的要求落实。
正是通过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以钱养事”才能成为有效的农村公益服务新机制。一开始，咸安区给每个“以钱养事”服务人员发一张登记表，到哪家去上门服务了，就由群众在上面签个字；在实践中他们发现有些服务人员弄虚作假，于是他们又采取了另一种办法，给群众发一张监督卡，服务人员上门服务了，就在监督卡上签个字，年终由政府考核组到农户家里检查监督卡。“我们有了签字权，他们在服务中就不能马虎了。我们要是不满意，还可以去投诉，我们一投诉，他们就要扣钱了。”横沟桥镇孙祠村农民周本源对记者说。
在马桥镇，记者碰到了“做事的人”——农技员陈丽娟。每天清晨6点陈丽娟就得出门，骑着摩托车一家家上门服务。工作比以前辛苦几倍，但收入也增加了——“固定年薪”有1.7万元。这份“年薪”并非旱涝保收，镇上每月只给他们三四百元基础工资，其余为考评工资，年终结算。陈丽娟说：“改革前，农技站的人整天坐在家里。现在一到农忙季节，我们不管有没有人通知都要下去，指导农民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