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已经过去,历史不会倒流,但昨天的我会告诉今天的我,明天的路该怎么走。”这是15年前黄宏在他的自传《从头说起》开头写的一句话。
回头看看黄宏走过的路,从13岁的“娃娃兵”到“共和国将军”,越来越觉得他说的还真是句“真理”。
老黄家的“三猴子”
要“从头”说黄宏,就要先说黄宏的父亲黄枫。黄枫也曾是一名军人,转业后在公安系统工作。因为酷爱文艺,他曾先后拜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和相声大师刘宝瑞为师。到上世纪60年代前后,黄枫已是全国知名的山东快书名家,经常随中央广播说唱团与侯宝林、马三立等人同台演出,名噪一时。
1956年,黄枫一家从山东济南迁往黑龙江,从此定居哈尔滨。黄枫后曾任黑龙江省广播电视文工团团长、黑龙江省曲艺团党委书记、黑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1960年5月21日,黄宏在哈尔滨出生,是家中的老儿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那时,黄宏家是个大家庭,黄宏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和他们住在一起,妈妈没有工作,一家三代全靠黄枫一人50多元的工资生活。在黄宏的记忆中,爸爸总是风风火火地在外地演出,像老黄牛拉车一样拖着全家艰难地生活。黄枫从外地回来,第一次见到黄宏时,这个小儿子已经半岁多了。
黄宏小时候长得瘦小,又格外顽皮,所以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三猴子。两个哥哥一个学了表演,一个学了舞蹈,对于黄宏,似乎父母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他从事文艺这一行,所以从小什么也没让他学。但四五岁时,黄宏就显示出表演的天赋。那时,他天天在姥姥的炕头上玩,炕头成了他表演的舞台。黄宏穿上姥姥的斜襟外衣,戴上姥姥的帽子,两手紧攥着袖筒,惟妙惟肖地学着老太太的样子和一口浓重的山东话,经常把全家人逗到笑得喘不上气儿来。
父亲黄枫曾回忆说,到了黄宏六七岁时,正是其表演天赋让他改变了态度。一次,邻居家有个老太太,儿子找了个对象,但是老太太还没有见过。有一天黄宏出了个馊主意,头上裹了个大头巾扮成女子,来到老太太家里,还学女人的腔调说“大娘,您看我是谁?”老太太乍一看,以为是她家未来的儿媳妇来了,赶忙招呼起来。直到后来黄宏笑着摘下头巾,老太太才知道上当了。这事传到黄枫的耳朵里,他才开始认为也许小儿子真是块搞表演的料,就决定教黄宏山东快书,后来又送他到市少年宫学京剧武生。
“那叫一个苦啊!我家离京剧院很远,每天早晨5点起床,尤其是冬天,顶着星星赶到十几公里外的京剧团练早功,下腰、劈叉、拿大顶,天天折腾几身汗。然后,8点之前赶回学校去上课。”多年之后黄宏这样回忆那段日子。
“全军一大溜”
1973年夏,沈阳军区文工团来哈尔滨招生,13岁的黄宏考了个第一名。8月18日,是黄宏“一生中最难忘、也不敢忘记的日子”。从那一天起,他成为全市唯一一名特招的小兵,穿上了自己梦想的军装,成为了一名文艺战士。从此,他在沈阳军区一待就是19年。
爸爸送黄宏当兵时,特意买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和一支金星牌钢笔,语重心长地说:“三儿,今后,你在部队时写的作品发表了,就剪下来贴到这个本子上,等你回家时让爸爸看。”黄宏接过笔记本和笔,心里直犯嘀咕:还发表作品,这可能吗?黄枫鼓励他说:“部队是一所锻炼人的大学校,你一定会学到像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学不到的东西。”看着爸爸充满期盼的眼神,黄宏郑重地点了点头。
几年后,当黄宏从沈阳回到哈尔滨探亲时,他首先给爸爸看的是那个笔记本,上面竟奇迹般地贴满了他发表的作品。这里有发表在报刊上的山东快书、数来宝、表演唱和相声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黄宏深入部队营房、边防哨所有感而发创作的。特别是1975年海城地震和1976年唐山地震后,黄宏随文工团赶赴灾区,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一道抬担架、扒死尸,抢救遇难的群众。他把这些特殊的生活体验写成了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投到部队和地方的报刊上去发表。黄枫看着儿子厚厚的作品,激动不已,眼里噙满了喜悦的泪花。
在黄宏身上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性格是在部队形成的,在艺术道路上,在生活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战胜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军人的性格。我是个干什么事都很专一的人,只要干就要干好。我有一个外号,叫‘全军一大溜’。曲艺中这个‘溜’,即溜活,就是见谁和谁对词,从别人那里得到锻炼和学习。”从他14岁写的第一部作品《姜大叔保猪场》开始,他每写一部作品,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总是主动念给别人听,就连收发室的老大爷也不放过。随着他的作品不断高产,找人征求意见的频率也加大了,所以“一大溜”的绰号便不胫而走。
原本黄宏学的是山东快书,作品《巧接连长》还获得过全国山东快书大赛表演创作一等奖。当他满怀信心想走进辽宁电视台春晚时,晚会导演态度坚决地告诉他,山东快书这种表演形式不太适合电视播出,建议他改一种表演形式。黄宏第一次对自己的事业产生了动摇。
一边是伴随自己十几年的鸳鸯铜板,另一边是新的表演形式,黄宏曾一度难以割舍,但他还是勇敢地选择了挑战。于是,黄宏开始改行讲故事,后来他自己创作表演的故事《六号包厢》,曾获得全国故事大赛双金奖。春风得意的黄宏又一次叩响了辽宁省春节晚会的大门。导演再一次客气地告诉他:“辽宁说评书、讲故事的人太多了,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等等,你一定想参加春晚的话可以试试小品。”
“那时候,我萌生出一股新的勇气。什么都尝试一下,能使自己多经受一些锻炼。只要我想做,即使为此摔下了万丈悬崖,也能够勇敢地爬起来。”回忆起自己与小品结缘的经过,黄宏幽了一默:“我父亲就说过,山东人有勇气闯关东,还怕这点困难吗!”
贤妻段小洁
用演艺界一句时髦的话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几个伟大的女人……”但黄宏除外,因为他“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他的结发妻子段小洁。黄宏和段小洁结婚20多年,至今仍然恩爱如初。
黄宏常对人说,他这个“小品王”是被妻子捧出来的。
1986年,朋友为26岁的黄宏介绍了在辽宁省沈阳群众艺术馆工作、小他6岁的段小洁。那时,段小洁在辽宁影视圈里已是小有名气。见面后,黄宏“一见钟情”,坦诚地向段小洁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初中没毕业就进了文工团,22岁上了辽宁大学的函授大专班……
在接触中,段小洁发现黄宏憨厚、真诚、好学,对事业有股韧劲。慢慢地,她的心扉向他敞开了。当时,黄宏正在改学小品,段小洁非常支持,两个人越来越投机。经过3年的恋爱,黄宏和段小洁商定1989年“五一”结婚。正在这时,黄宏接到了要参加全军调演的通知,让他创作一个新节目。段小洁也接到了单位让她为一个小品大赛创作小品的任务,他们只好推迟了婚期。
一天,黄宏在街上看到街道干部正追着一个手里拉着孩子的孕妇做工作,他突然有了灵感,很快与段小洁一同创作出了一个小品《超生游击队》。这个作品后来被送到了省里参演。
当年10月8日,黄宏和段小洁终于走入婚姻的殿堂。俗话说好事成双,两人还没度完蜜月,段小洁便接到了通知,说《超生游击队》获得全国小品大赛一等奖。不久,该小品又被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选中。当年的元旦联欢晚会上,黄宏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大获成功,黄宏也由此一炮而红。
1992年,黄宏调入总政歌舞团。每当有人问他成功的体会时,他都会笑眯眯地说:“我庆幸自己找了个好老婆,没有她,我到哪儿出名去啊!”
的确,黄宏每一个进步的背后,都有段小洁的身影。黄宏每创作一个小品,她都要帮他出主意;每次为春晚排练都非常辛苦,段小洁怕他老吃盒饭胃受不了,总是做些可口的饭菜给他送去。
正是妻子的支持和鼓励,让黄宏在春晚上始终充满自信和勇气。
演艺界的大孝子
人们常说演艺界最“难”出孝子,因为越是在家人团聚的时候,他们越要往外跑,总是“忠孝难两全”。但黄宏却是个圈里圈外公认的大孝子。
对于母亲,黄宏总觉得亏欠太多,甚至“一想到她,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黄宏说,他的母亲贤惠勤快,善解人意,无论高兴或者悲伤,她都默默地埋在心底,背负着,承担着,也接纳着。母亲最大的功劳,是服侍了黄家4代人,孝敬了爷爷奶奶,照顾了爸爸,带大了他们哥仨,又拉扯了他们的子女。黄宏只是觉得,自己无以报答。
2006年8月,黄宏的母亲得了一场大病,他说服家人,把母亲从哈尔滨接到了北京治疗。
那段时间,恰逢黄宏执导和主演电视剧《低头不见抬头见》,一拍就是365集,非常忙碌。但每天拍摄结束,无论多晚,黄宏都会赶到医院,守在母亲的身边,给母亲按摩,或是陪着母亲,给她解闷聊天。
大家都认为黄宏长得五大三粗,一定是个粗心人。但圈里人都知道,黄宏不仅知道母亲穿多大码的衣服,还记得母亲手指的粗细。一次他在香港给母亲买了个戒指,特别嘱咐销售人员把指环比着自己小手指的粗细作了修改。这着实让很多身为人母的女士羡慕不已。
“笑和孝,两个同音却不同意的字,在他这里得到了完美统一,舞台上让观众笑,回到家给父母尽孝,他让自己的父母感到幸福,感到骄傲,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那句充满情意的古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母之恩怎么也无法回报。”这是首届“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揭晓时给黄宏的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