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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重返喀布尔
10月11日，完成在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的报道任务后，我搭上了飞往喀布尔的航班，准备去采访喀布尔郊外的一个难民营。这是我第二次到喀布尔。2007年，我曾被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派到这里，报道阿富汗安全形势和加拿大驻阿部队的活动。那次任务，我完成得很顺利。因而，顺利报道完北京奥运会、回到加拿大后，我又被公司派到了阿富汗。
抵达喀布尔后，我雇了一位当地人做助手。10月11日晚，我们约好第二天9点至9点半去难民营。
去阿富汗前，我接受过在危机状况下的应急自救训练。而且，眼下的喀布尔基本处于北约驻军和阿富汗政府的掌控下，算是比较安全的地区。何况我要去的难民营，今年8月刚刚被阿富汗警方评估为“低威胁地区”。因而，我一直认为此行不会出现安全问题。
可谁能想到，正是在这里，我遇上了绑匪。
遭遇“塔利班”
10月12日12点半左右，我们结束对难民营的采访，驾车返回。途中，一辆汽车突然迎面朝我们冲来。我们的司机赶紧躲闪，车子因此冲到了路边。没等我们缓过神来，两个手持重型枪械的武装分子已经冲了过来，其中一人过来抓我，另一人用枪抵住了我的助手。我拼命反抗，并挥拳击中了一名绑匪。那个家伙恼羞成怒，狠狠地朝我的肩膀扎了一刀。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染红了我的衣袖。我无力继续反抗，最终被塞进了他们的车子。一名绑匪将我死死压倒在车后座上。所幸他们放了我的助手。就在绑匪踩足油门要驶离时，我使出浑身力气向我的助手喊道：“别报警，快去找保罗！”保罗是加拿大一家电视台驻喀布尔的记者，他知道应该怎样救我。当时，直觉告诉我，绑匪只是想要赎金，应该不会杀我。
在逃离的路上，一个绑匪拿着手机，不停地用普什图语讲话；另一个则死死踩住我的腿，不让我动弹。他们还用我的围巾、旅行背包和相机包盖住我，防止被警察或路人发现。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尽管我很害怕，但还是大声质问他们。踩着我的绑匪用英语说：“我们不会杀你，我们是塔利班成员。”
这些年，我听说过很多塔利班虐杀人质的案例。因此，听到这话，我的心差点跳了出来。但我还能怎么办呢？求生的本能，让我一个劲儿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
大约20分钟后，绑匪把我带到一座大山前。他们拽着我，开始徒步走山路。他们没有蒙我的眼睛，所以，我看清了他们的样子。他们都没戴面罩，看起来很年轻。从表情上看，他们都有点紧张，显然是害怕会有警察跟踪而来。
我们在大山里走了3个多小时。途中，我一直在寻找逃跑的机会，可他们有枪，根本不可能让我跑掉。每当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时，他们就让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由于担心我身上带有卫星定位系统，他们将我背包里的东西统统倒了出来。其中一个绑匪以为我的“耐克”手表是卫星定位系统，二话不说就用石头把它砸烂。本来，我在身上藏了一部手机。可它很不争气，突然响起了短信铃声。一名绑匪愤怒地冲我吼道：“你竟然骗我们说只有一部手机！”说着一把抢走了。我与外界联系的最后一点希望，就这样消失了！
下午4点半左右，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一名绑匪同意让我打电话给保罗，可我刚说完“我没事，他们要钱”，电话就被掐断了。
被囚深山中
夜幕下的阿富汗山区，静得让人恐惧。绑匪们把我带到一个地洞前。地洞口看起来还没有一张椅子那么大。我叫道：“我不会进去，我一定不会进去！我要睡在外面……”可一名绑匪喝道：“不行，你必须呆在洞里！”说完，一把将我提起来，丢进了洞里。这时，我才发现里面有一条地道，尽头是一个“小房间”。“房间”大约只有1.6米长、0.9米宽、1.5米高，像个大衣柜。洞顶上贴有瓷砖，还有两道横梁，梁上吊着一个用电池供电的小灯泡；两侧各有一个通风口，从外面用石头盖着，很难被发现。
山洞里潮湿、阴冷，我根本无法入睡。也许是考虑到我是个女性，绑匪们并没有将我捆起来，也没有打我，只是派人24小时进行监视。由于担心我会因为肩伤发炎而死，他们拿水帮我清洗了伤口。
为了让我活着，他们每天给我送来果汁和饼干，还在山洞口放了一个水桶。每当我要上厕所时，他们就转过身去。这让我觉得自己多少还有点隐私。
在我的恳求下，绑匪把笔和笔记本还给我了。在那28天里，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只要睁着眼睛，我就拼命地写日记和信。我把每天发生的一切，比如早上6点醒来、吃了两块饼干、喝了一点石榴汁……统统记了下来。
当人质的日子很漫长。有几次，绑匪跟我说：“再两三天，你就可以走了。”可2周、3周过后，我仍然被关在山洞里。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很绝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为了给自己打气，我规划了许多出去后要做的事情。之前，我曾准备搬回多伦多居住。因此，我首先规划了我的搬家日程，然后是怎样过圣诞节派对，怎么安排我的休假……
奇迹般获释
虽然那两个绑匪自称是塔利班成员，但我发现，他们远没有塔利班的组织性和政治性。他们甚至连为人质摄像用的录像机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绑架我的是兄弟俩，那个会说英语、十八九岁的绑匪名叫卡利德。
从卡利德的口中，我得知，他们一家有五个兄弟、一对姐妹，父母在巴基斯坦。他们兄弟几个主要负责搞绑架，父亲则负责谈判和索取赎金。
在我被绑架的第一周里，他们又绑了两个人。没过几天，卡利德就告诉我：“他们是欧洲人，现在赎金到了，今天就会放了他们。赎你的钱一到，你也可以马上走人。”
我一直不停地套卡利德的话，想让他对着《古兰经》发誓不杀我。后来，他果然说：“我发誓不会杀你。我爸爸让我们绑架你，只是想要钱。钱一到手，我们就把你放回难民营去。”这样，我才稍稍放心了一点。
被绑架后的第三周，我试图用装病的方法让他们放了我。那天早上，我说我病得快要死了。看着我满地打滚，卡利德开始不安起来，因为如果我死了，他们将拿不到赎金。所以，他找医生给我开了些药。
之后的一天，卡利德偷偷告诉我：“你的事儿到星期天（11月2日）就会解决了。”他的这句话让我顿时看到了生的希望。可没想到，到了星期天，他们一回来就大发雷霆，还第一次给我戴上了脚镣，也不再留下来监视我。一种不好的预感在我心头升腾起来。我再次装病，希望有人留下来。可他们谁也没理我就走了。
11月7日下午6点多，一名绑匪从通风口扔下了比往常多的果汁和饼干。卡利德大声说：“明天，你就可以回喀布尔了。”我问：“到底是什么时候？”他答道：“明天夜里！”
大约1个小时后，他们突然拉起我：“现在就走。”他们蒙上我的双眼，带着我走了大约1个半小时的山路，并告诉我：“你正在回喀布尔的路上。”我不敢相信他们的话，忐忑不安地问是不是要把我转移到别的地方。卡利德说：“我说过不会杀你，但我也非常生气，因为我们并没收到赎金。”
大概半个小时后，他们解开蒙着我眼睛的黑布。又走了半小时，在黑暗中，我隐约看到一个停车场。在一辆汽车旁边，卡利德把我推上了车，并跟我说“再见”。
“你好吗？我们回喀布尔！”直到车里的一个人对我说这句话，我才知道自己真的获释了。稍后，那人告诉我，他是阿富汗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回到喀布尔后，我被带到了阿富汗情报局总部。加拿大驻阿富汗大使在那里等我。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我哭着对妈妈说：“我活着回来了！”
（本刊驻加拿大特约记者 黄运荣 采访整理）
绑架案两大谜团
加拿大广播公司华裔女记者冯文嘉获释后，外界提出了两大疑问：绑架她的武装分子是不是塔利班成员？绑匪为何要释放她？截至目前，有关方面均未提供答案。因此，国际媒体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见解一：绑匪是塔利班成员。他们试图靠绑架行动制造国际影响，并以提出政治条件或抬高赎金价码的方法吸引外界的关注。但冯文嘉被绑架后，加拿大广播公司请求国际媒体同行不要报道此事。国际媒体予以高度配合，在事发后几乎没有做后续报道，从而使塔利班大失所望，认为冯文嘉已没有利用价值，因此将其释放。
见解二：绑匪不一定是塔利班成员，但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加拿大政府通过情报机构支付了巨额赎金。这是冯文嘉获释后，国际主流媒体的普遍说法。多数媒体认为，加拿大总理哈珀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发言人否认支付了赎金，是不想鼓励阿富汗境内的绑架行为。
见解三：绑匪是塔利班成员，他们释放冯文嘉，是因为他们“交换战俘”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巴基斯坦观察家报》报道称，为救出冯文嘉，有两名塔利班头目获释。这两人先前以涉嫌谋杀外国军人等罪名被起诉。
见解四：阿富汗当地的媒体称，此次绑架事件并非塔利班武装分子所为。阿富汗情报机构摸清了绑匪的来历，随后反过来绑架了绑匪的家属，以此交换冯文嘉。
见解五：不能确定绑匪是不是塔利班成员，冯文嘉是靠华裔身份救了自己。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邮报》认为，华人在阿富汗的整体形象颇获认同，绑匪是“看在她是华裔的面子上”才释放她的。案发地阿富汗瓦尔达克省的省长发言人说，冯文嘉是在阿部落长老与绑架者进行数轮谈判后，才得以获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