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母亲写了一辈子信。那些信从没有落过笔，也没有寄出过，却一年年、一日日，递到母亲面前。一封又一封，叠在晨昏之间，压在山重水复的岁月底下。

　　母亲不识字，这是父亲后来才晓得的。那年相亲，媒人指着远处场院上晒谷的姑娘，说她读过初中。父亲高中毕业，在小镇上算得上有文化的人，他远远望见母亲扎着两根辫子，低着头用木耙翻动金黄的谷粒，阳光把她的侧影镀上一层薄薄的光。那天，他没有多问。

　　婚后很久，有一天父亲随手递过一张报纸，母亲接过去，翻过来又翻过去，像端详一件不知用途的器物，末了轻轻搁在桌上说：“你念给我听吧。”父亲怔了半晌，忽然什么都明白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报纸拿起来，一字一句地念。从那以后，家里但凡有字的东西，他都念给她听——天气预报、邻里来信、药瓶上的说明。母亲听着，有时点头，有时笑，有时拿手背擦擦眼角，却从不说破。他们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纸，谁也不去捅破。那纸上有字，她不识；那纸上无字，她却全懂。

　　父亲用一生写了一封最长的信，母亲用一生读完了它。

　　日子是从一碗粥开始的，并在清晨的灶火、黄昏的扁担、深夜缝补衣裳的针脚中缓缓流淌。母亲不识字，但她认得出父亲写在地头的字——用树枝画的，歪斜的笔画，是父亲教她认自己的名字。她总是学不会，父亲笑着说：“不要紧，我替你记着。”有一次，母亲求父亲教她“好”这个字，因为她总听别人说“一切安好”，而且父亲姓安，和“好”字正好配在一起。父亲便耐心教她写会了“好”字。这一记，就是一辈子。

　　父亲很少在人前说亲近的话。有一回母亲问他：“你当初娶我，是不是觉得亏了？”父亲正蹲在地上修一把断了腿的凳子，头也没抬答道：“亏什么，你煮的粥比别人稠。”母亲就笑了，拿脚尖轻轻踢他一下。

　　母亲生病住院那回，父亲在病房守了七天七夜。护士换药时，看见他趴在床头，握着母亲的手，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母亲半睁着眼，看不真切，只觉手心痒痒的，像蚂蚁爬。父亲写的是什么，没人知道。后来我在家里翻到那摞纸，每一张都只写了一个“好”字。大大小小、歪歪斜斜，像刚学写字的孩子。母亲出院后，父亲再没教她认字。他说：“认识一个‘好’字就够了。”

　　中国人的浪漫大约就是这样，不说“爱”，只说“粥稠”；不说“我想你”，只说“枣花落了”；不说“我等你”，只说“饭好了”。含蓄不是薄情，是把满腔的温热压成“暗河”，表面上波澜不惊，底下是千尺深的涌动。好比牛郎织女隔着一道天河，一年只一见，见了面不说“相思”，只说“该收衣裳了”；好比古人望月，不说孤单，只说“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父亲不懂这些诗词，但他用一生的守护，写了一封母亲读不懂、却时时感受得到的“情书”。

　　有一年七夕夜，我陪父母坐在阳台上。城市灯火遮了星光，母亲忽然指着天边说：“看，两颗亮的。”父亲仰头说：“是织女星和牛郎星。”母亲不懂又问：“他们离得远吗？”父亲沉默片刻回答：“不远，隔条河。”母亲点点头，又摇摇头：“那也不远，划个船就到了。”

　　父亲把“情书”写了一辈子，母亲读了一辈子。母亲不认字，却认得父亲所有的语气、所有的停顿、所有的欲言又止，在一日三餐，在每个晨昏，这就是中国式的父母爱情。（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