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 与专业媒体 “四力” 的提升

    摘要：媒体开展舆论引导的前提是基于事实和价值观的“共识”。尽管当前专业媒体频频遭遇“后真相”之惑，但不可否认，在这个日益纷繁多元的时代，更需要掌握关于这个世界的确定性认知，更需要建立与他人及社会的共识和信任。专业媒体在映射真相、弥合分歧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负有当之无愧的责任。本文试图探究当前网络传播中的“后真相”成因，进而从媒介管理视角，探索专业媒体提升话语权和认同度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后真相”     专业媒体     新闻舆论“四力”

    当前，涉“后真相”研究逐渐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新闻传播领域。“后真相”的突出特征，即“观点先于事实”——理性讨论让位于情感诉求，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诉诸情感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当前网络传播环境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舆论主体的转变使得“后真相”语境下的舆论更具突发性、动态性；二是“观点先于事实”——理性讨论让位于情感诉求；三是“解构议程”——以戏谑和狂欢表达为主，热点议题转化速度快。

    与强调“真实”和“导向”的专业媒体不同，自媒体平台以及如今各种应用虽有很强技术赋能，却普遍缺乏报道事实的专业素养，也不受职业伦理规范的约束，本质上是一种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交平台。对社交、交际来说，“传递事实”通常只是个“幌子”，以传递信息为媒，表达立场、沟通情感、宣泄情绪、维系关系等才是社交的“内核”。网络传播及自媒体平台这种鲜明的“社交”偏向，形塑并强化着当前网络传播的“后真相”语境。

    “后真相”语境下的舆情现状

    “反转新闻”频现——真相“不稳定”

    “反转新闻”即新闻事件曝光后舆情先呈现“一边倒”态势，随着更多信息披露，新闻事实又发生颠覆性转变，公众重新选边站队。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有“深圳罗尔事件”“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等。

    全媒体时代，移动互联技术和平台媒体的崛起催生了大量“公民记者”“意见领袖”，其影响力不逊于机构媒体，专业素养却参差不齐；另一方面，趋于即时化、共时化的传播态势逼迫专业媒体压缩新闻生产周期。然而，构建“经得起推敲的”新闻事实本就无法一蹴而就，大众传媒时代的采编人员经过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调查走访以及对新闻素材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得以接近客观事实，得到信度、效度俱佳的“新闻事实”。可以说，“新闻事实”的建构过程本就伴随“反转”，只不过这一现象现在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权威机构主导变成全民共同参与。

    谣言信息泛滥——真相难求证

    “后真相”传播语境下的常见现象是谣言泛滥。对于谣言，传媒界和管理部门更关注“虚假性”，如央广网报道称“微信辟谣助手2017年下半年拦截忽悠人、博眼球的谣言超5亿次”；学术文献大多定义“谣言”为“广泛传播的、含有极大不确定性的信息”。笔者认为，“虚假性”可观察谣言泛滥的现状，而“不确定性”才揭示了谣言网上传播屡禁不绝的原因。谣言传播的过程就是不确定性逐渐消除的过程，分析一些案例中的谣言文本可知，原创谣言只占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都是“求证式传谣”，即转发谣言并询问“是真的吗”“求真相”等。一般来讲，当被证实或证伪（辟谣），谣言传播即中止（转为事实或谎言）。但当前的网络传播语境却在持续增长信息不确定性：首先，人人皆媒时代信息源鱼龙混杂，传播的大量信息都有很大不确定性；其次，众创模式下的再传播通过对信息的增减修改加入更多不确定内容；最后，信息泛滥和传播即时化凸显权威信源供给确定性信息的数量不足、速度迟缓和影响有限。这些因素使事实求证难度更大、周期更长。

    立场情绪至上——真相被忽视

    伴随媒介生态一同演变的是传受心理机制，大致有三方面：不依赖专业媒体、不在意新闻事实和更在意情感立场。

    网络传播环境下的专业媒体失去了“上游”和“总汇”的优势地位，与普罗大众共享网上资源，这暴露了专业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不过是对真相的部分呈现和主观解读，由于自媒体用户数量大且分布广，专业媒体在全面性和时效性方面也饱受诟病，不再被多数受众信赖、敬畏。

    如前所述，技术和媒介的发展大大增长了信息的体量和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受众群体的分化重组，由此带来的结果，一是受众因无力系统处理海量、庞杂、琐碎的事实性信息，而被迫简化认知过程，放弃了对“真相”的深度思考；二是受众在社交媒体构建的同质化人际圈群里重获了确定性和安全感，立场、情感、情绪等因素主导了人际传播的效果达成，突出表现为很多自媒体用户对权威渠道发布的事实视而不见，对偏见和谎言却无原则认同。

    娱乐化、庸俗化——真相被解构

    排除客观因素，专业媒体自身一些看似顺应时势、满足受众，实则操守缺失、一味迎合的传播行为也在形塑、加剧“后真相”语境。这首先体现在媒体产品的泛娱乐化。不仅是娱乐类、选秀类节目过多，比重过高，甚至本应“严肃”的时政类、教育类节目也纷纷掺入“娱乐”元素，导致主流议程常常被娱乐化的“爆点”“看点”“萌点”“笑点”等冲击、稀释；其次是新闻产品的庸俗化。公众注意力如今已成“稀缺资源”，提升阅读量和点击率虽是生存所迫，但一些专业媒体不惜丢弃职业操守，用耸人听闻的、偏激极端的、色情挑逗的标题和内容换取“10万+”的阅读量。总的来看，上述情况的一再出现暴露了专业媒体内容审核机制的功能性缺失。自媒体固然先天缺乏“把关”机制，但不少专业媒体在求快、求新、求变的转型发展中也淡化了责任意识，进一步削弱了对错误、虚假、庸俗、偏颇内容的审核把关机制。即便这些传播行为能给专业媒体带来一些短期利益，长远看则污染了传媒生态，加剧了“后真相”语境。

    “后真相”语境凸显专业媒体“四力”不足

    从传媒生态层面进行宏观分析，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信息交互的方式，新闻传播由“权威主导”进入“全民众创”时代，“后真相”语境的产生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从各舆论主体博弈共谋的中观、微观层面分析，“后真相”传播语境是当前多元复杂舆论格局下，相对强势的各舆论主体相互博弈、共同促成的结果。

    面对由强大自媒体平台以及海量网民组成的庞大、多元、复杂的民间舆论主体，专业媒体机构（或称新闻机构），本应是维护真相和理性的中坚力量，但目前来看，却频频遭遇“后真相”之惑，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足。

    传播力不足：优质新闻供给力较低

    传播力即实现有效传播的能力，大致包括传播速度、广度和精度三个方面。首先，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共时性传播交互使专业媒体普遍面临传播速度相对迟缓的问题，难以抢到新闻“第一落点”的专业媒体往往只能播报总结性新闻；其次，是传播广度（覆盖面）的问题，虽然一些中央、地方的重点传媒近年来大力布局移动端，但多数专业媒体的“两微一端”仍然“存在感”较弱，报告显示，国内传统主流媒体新闻客户端中，下载量达千万甚至上亿的只有人民日报等少数几个，超过七成下载量仅在千级以下；最后是传播精度的问题，专业媒体大多带有浓厚的“传统”基因，在强调用户中心、社群交流、分众传播的移动新媒体业态中普遍遭遇“水土不服”，突出体现为对于信息和用户的精准匹配和个性化推送能力不足。

    引导力不强：服务职能较弱，用户黏性较差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政务新媒体方面，以政务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政务客户端等为代表，可以看作是由政府部门主导运营维护（一些政务新媒体已外包给门户网站等属地媒体机构运营）的相对专业的媒体机构。相比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机构，政务新媒体虽有传媒属性，但在性质上更接近公共服务平台，是政民互动与便民服务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作为传递事实、弘扬主流价值观的专业媒体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务新媒体对于日益凸显的“后真相”传播语境负有责任，究其原因，一是事实发布不恰当、不准确、不规范，出现“乌龙”事件等；二是交流互动不够，普遍存在有平台无发布，有账号无监管，有发布无互动等现象，在网上缺乏“存在感”；三是服务职能不强，要么答非所问、出语“雷人”，要么干脆与网民抬杠互怼。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政务网站回复“建议另谋高就”，安徽池州政府官微回复“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等。上述问题的存在，使不少政务新媒体面对“后真相”传播语境时，既不能有效澄清事实，也难以引导网络舆论回归理性。

    影响力不够：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待加强

    议程设置力是考察媒介影响力的重要维度，而目前专业媒体机构的议程设置力正受到两种态势的冲击：议程设置的“零和博弈”和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力增强。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传媒形态趋于融合，而媒介终端趋于整合——智能手机。虽然在当下，信息获取日益便利丰富，但公众也承受着信息过载带来的巨大压力。毕竟获取信息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围绕议程设置力，各大媒介应用之间异常惨烈的“零和博弈”由此展开，同类应用及内容之间往往只有“头部”才能生存，才能聚合影响力。

    此外，基于分众传播、精准推送、熟人社交的理念，自媒体平台为网民量身订制了同质化的社交圈群，他们一方面在其中获得了确定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也被群体的立场、利益和情绪所渲染和束缚，受困于“信息茧房”，通过“自我议程设置”不断强化固有观点、倾向和情绪。而当前专业媒体机构普遍在分众化、差异化传播方面渗透力不足、影响力有限。

    公信力下滑：形象格调庸俗、内容品质不高

    公信力是媒体赢得受众信赖的能力。这种信赖主要包括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两个维度。如前所述，专业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遭遇“后真相”之惑，标志其内在品质的新闻报道在速度上相对滞后，真实性、全面性、客观性也受到质疑，这必然导致媒体公信力受损；其次，一些新闻媒体一味迎合所谓“市场需求”，不惜降低品位格调，过度实施商业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经营策略，不仅损害了自身形象，也使公众心目中对专业媒体机构的尊重和信赖大打折扣。此外，因为缺乏感知舆情态势和社群交流互动的能力，一些传统媒体与广大年轻网民之间有了隔阂和“代沟”，自然也无法建立起感性层面的亲近感和信赖感。

    新形势下专业媒体的“四力”提升

    媒体开展舆论引导的前提是基于事实和价值观的“共识”。尽管当前专业媒体频频遭遇“后真相”之惑，但无可否认的是，人们在这个日益纷繁多元的时代更需要掌握关于这个世界的确定性认知，更需要建立与他人及社会的共识和信任。专业媒体在映射真相、弥合分歧方面，仍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负有当之无愧的责任。专业媒体提升“四力”不仅是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增进人民群众凝聚力、向心力的职责所在，也是在“后真相”语境下破局发展、势能再造的必然逻辑。

    发挥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

    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专业媒体在信息采集、核查、整合、编辑以及分析解读等方面有着自媒体平台无法比拟的优势，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具体而言，一是要以创新理念作为精神引领，摒弃单向灌输的思维模式，重大主题宣传更要做到入脑入心、成风化人；二是要统一指挥体系，重构采编流程，将原有广播、电视、新媒体等自采自编、各自为战的“几张皮”整合为“一盘棋”；三是要以主题策划创新作为切入点，结合目标用户特征思考内容和表达形式，善用全媒体手段开展融合性创意策划。

    坚守职业规范和良好操守

    专业媒体要恪守新闻职业规范。在真假难辨的信息流中，做到另辟蹊径，深入挖掘、深度剖析事件的真相，而不能一味地追随那些被标榜为社会热点的虚假信息。在信息传播趋于情绪化、碎片化的当下，专业媒体的新闻工作者更应发挥深度报道、调查报告的重要作用，通过专业化的新闻生产过程、丰富翔实的背景资料、准确的数据以及严格的内容把关与信息核实，最终呈现出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公众推敲的新闻事实，重拾受众对于深度、权威和专业化的诉求和认可，重新唤醒专业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公信力。

    延展新闻报道的时空维度

    移动互联网时代，专业媒体无论是开展新闻报道还是舆论引导，都要坚持全过程参与和全网传播的理念。从时间维度看，对于信息发布后网上出现的虚假、偏激、片面内容，不能迷信于“意见自由市场”下的“观点自我修正”，而是要理直气壮主动出击，持续用权威声音和正面舆论予以对冲和引导，确保好声音和正能量时时都在线、持续有影响。从空间维度看，要做大做强面向新媒体平台的传播矩阵，主要是要加速媒介融合发展，早日形成资源互享、力量互融、优势互补、工作互助的联合传播格局。

    用前沿技术提升传播效能

    一是要强化舆情部门的职能，善用大数据抓取分析，平台常态化开展舆情监测、分析、研判，做到对传播态势、受众分布和受众心理了然于胸，有利于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有的放矢、增强效能；二是要运用云计算、数据库等技术整合内容资源，提升数据存储挖掘利用能力，运用流媒体传输、移动直播、无人机采集、全景拍摄等技术提升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质量，运用VR、H5等技术增强信息呈现的质量和冲击力；三是要在现有“用户画像”、场景匹配、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上进一步研发推广个性分析、即时推送、机器人写作等技术应用，并密切关注5G传输、全息投影、增强现实、可穿戴设备等前沿技术发展动态，积极谋划和布局移动端的发展。

    以人才储备助力融创发展势头

    一是要创新人才培育和招引机制，通过专题培训、实战演练、业务研讨、观摩交流等方式，重点引导现有人员向全媒记者、全媒编辑、全媒管理人才转型，争取使其在观念、思维和技能方面有较大提升；二是要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充分考虑全媒体内容生产、技术研发、经营管理等方面急需高端人才的特点，研究设计更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职级晋升制度、薪酬分配办法和奖励激励机制，做好对融创项目的资金支持，使相关人才招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师）

    责任编辑：武艳珍

    参考文献：

    ①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②刘宇轩、巢乃鹏：《后真相时代的受众心理与媒体策略》，《青年记者》2017年第16期。

    ③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④汪行福：《“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⑤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⑥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⑦沈正赋：《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⑧（美）戴维·温伯格著，胡泳、高美译：《知识的边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