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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背后的故事”之三十四 “会拣沙”

刘 杰 《 新闻战线 》(

    “会拣沙”,要靠经验、靠判断,此是淘金者的必备。除此,还要有筛选凝练的技巧,并愿付出千淘万漉的辛苦。记者也一样,除了要有善于发现的眼力外,还需凝练升华的技巧与锲而不舍的韧劲。社会发展中有挖掘不尽的金矿,新闻人只要练就“会拣沙”的本事,一定能淘漉出品位很高的“黄金”。

    拣沙     淘金     凝练技巧

    《牡丹亭·谒遇》中有一句词儿,读来挺有意思:“由来宝色无真假,只在淘金会拣沙。”其义是说,宝色好坏,要从源头说起,看如何淘金,如何拣沙,会拣沙,才能淘到金,拣沙和淘金决定了宝之成色。《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与《紫钗记》《邯郸记》和《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汤显祖最喜此剧,曾言“吾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此剧通过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婚姻,喊出了要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完美地诠释了他的“至情说”,唯至情最可爱,最可贵,最能体现“淘金会拣沙”。这让我想到了早些年采写的头条新闻《科学种田出“黄金”》(1995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那“黄金”的得来真是挺不容易,其间就有着“会拣沙”的深刻体验以及沙里淘金的艰辛和思索。

    (一)

    那是1995年夏季小麦收割后不久的事情。一次会议上,我听说安徽界首市连续两年小麦、棉花单产居全省第一,累计增加粮食上亿公斤。一个县级农业市能够那么重视粮食生产,又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看来是捡到了个“金宝宝”,应该是有新闻可挖的。

    我从农村走出来,对粮食有着刻骨铭心的情愫。从小就深知吃不饱饭的痛苦,挨饿的滋味是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痕。特别是在了解到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之后,对粮食问题更是尤为关注。在省报工作时就曾采写过有关粮食生产的报道,许多稿件都得到很好的评价,比如《科学的再呼唤》《“冒富大婶”》等等,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后,一直在做粮食生产、国家采取粮食补贴、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等方面的文章。此次界首市粮食生产的采写,同样全情投入,就此头条的推出而言,也的确显出了自己沙里淘金的那股执拗劲儿。

    粮食,是个不容忽视又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在物质生活富裕的情况下,更容易被人们抛到脑后去。这并不是凭空而论,一条消息引起人们的思考,一篇与过去常常挂在嘴上的恩格尔系数有关的报道,证实着这一点。2017年10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对中外记者说,十八大以来,中国民生改善成效显著,发展成果惠及全民。2016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比2012年下降2.9个百分点,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裕标准。隔了一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今日谈”《恩格尔系数降低的启示》,对这一消息加以评论:“5年来,这一表征食物支出占消费比重的指标稳步降低,与富裕的标准也只差了0.1个百分点,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恩格尔系数是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的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市场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依据这个规律,恩格尔系数大于60%以上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为16%。

    改革之初的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约为68%,城镇家庭为59%,平均超过60%,中国无疑是贫困国家,连温饱还没解决。一直到2003年,中国恩格尔系数平均才达到40%,达到小康水平。而改革开放之初那几年,农村实行“大包干”,家庭联产责任制释放出中国农民种田积极性,粮食生产开始回升,人们吃饱肚子已不是梦想。所以,一个饿怕了的人,怎能不把粮食生产放在心头,怎能不为粮食丰收而欢喜备至?!当得知一个县级市成了全省连年粮食增收大市时,自然会把它作为头条新闻去主攻。

    其实,就是恩格尔系数达到富裕程度的今天,中国依然不能放松粮食生产问题。13亿人口的大国,13亿张嘴,吃的问题是天大的事。不要以为富裕了对谷物消费会减少,也不要因为连年丰收掉以轻心,如果遇到意外年份,最让人揪心的恐怕还是吃饭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在2013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发表讲话说:今日中国正快马加鞭奔向全面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但仍要关注“三农”、关注粮食问题。他提醒我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习近平以战略家视野审视“饭碗”问题,他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

    “自端饭碗”靠什么来保证端得牢,端得好?在几十年的报道实践中,我深深感觉到,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土地,四靠种地的人。我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好政策,让老百姓一下成了土地的主人,在自己土地上耕作,要产自己能吃到的粮食,积极性空前高涨。一连几年,政策威力爆炸式释放,加上老天帮忙,丰收的喜讯不断传来,于是就有了《“冒富大婶”》等新闻稿件,之后又有了《科学的再呼唤》,那时我在安徽日报任记者,稿件分别发表在1982年和1990年省报重要版面上,既反映了好政策的重要,也透视出对科学种田的渴盼。5年后,也就是我调到人民日报第五年,在探寻安徽省界首市成为全省粮食单产之“首”的报道中,又遇到科学种田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同样用当年深入基层的方式,写出了此篇科学种田的重头稿件。

    (二)

    为了这篇报道,记得我在界首这个县级市耗了足足一周的时间,跑的地方几乎遍及全市各个乡镇。时任市长、后来任地级市阜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又任阜阳市政协主席的陶克贵对我说,界首市小,人口密度却为全省之首,人均耕地不足1亩。责任制曾使界首农业大发展,但1985年后,由于轻农思想上升,农业生产严重滑坡,到1991年,粮食跌至人均不足400公斤,低于全国、全省水平,农民人均收入也仅为400元左右。

    “粮食跌至人均不足400公斤”“农民人均收入也仅为400元”,这两个数字看似并不起眼,但在那个时候,却值得高度重视。要知道,那是恩格尔系数高于60%的贫困年代,还没有达到温饱程度的农民,可是视粮食为命啊!盛产粮食的地方快要养不活自己,种大葱都能致富的地方收入却不高,不讲为国家做贡献的大道理吧,就为富民裕市来说,也应该引起反思。界首在调研论证之后,深感强农稳农、狠抓粮食生产,方为上策,因此提出主攻单产,增加总量,在“八五”期间建成吨粮市。界首市领导想到了重农重粮的金贵,党的新闻记者也应该时刻记在心上,要用手中之笔,鼓动起人们重农、富民、强政这根弦。

    正是抱着如此的念头,我与陶克贵一次次交谈,聊兴农之“计”,挖思想之“金”,然后又下到乡间地头去一次次“淘宝”。他说,省委书记卢荣景来界首考察时,就曾殷切地要求界首在“首”字上做文章,在富民富政上打头阵,其中自然不乏对“三农”工作的热切期待。界首市为了改变轻农带来的后果,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科技兴农领导小组,聘请14位省内外农业专家为顾问,1992年创办了“吨粮田建设指挥部”,又组建了优质棉、蔬菜、畜牧业等5个开发办公室。连续多年设重奖,搭起高产擂台赛。

    我了解到,在界首,“吨粮田指挥部”可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从良种引进推广,到播期播量、土地培肥、田间管理、收获评优,一环扣一环,环环有“指令”,环环有培训,户户有“明白纸”。结果如何呢?市农委主任告诉记者,1994年全市小麦平均单产315公斤,1995年达到352公斤,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00公斤。主攻两年,粮食总产连登2.5亿公斤、3亿公斤两个台阶,两年累计增加粮食1.35亿公斤。夏季后,“指挥部”又忙着赶印玉米高产栽培“明白纸”。照此主攻下去,界首“吨粮田”定会是“十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

    陪我采访的是县委办公室老主任,话不多,心里却颇为有数,每每看到我记录下确有把握的事实之后,总会频频点头,吃饭时还会举起小酒杯,嗞嗞地喝上两口当地沙河特曲酒,那神态好像在说,怎么样,过硬吧,差不多了吧?我心里渐渐有数,材料上也足够多,但还是想多到农民中间跑跑,和老百姓聊聊,把采访做得再实一些。他也不抱怨,一副奉陪到底的样子。

    在张忙村所在的邴集乡,乡党委书记说:“张忙村今年小麦大丰收,颗粒饱满抗灾强,乡里已经把张忙村的‘周麦9号’优系全留下啦,每户装袋送粮站代储,袋里放着户主姓名,秋种时以粮换种,这给明年小麦高产岂不又加了道保险吗?”那张忙村我们刚刚跑过,乡党委书记说的良种全送粮站代储,袋里还装了户主姓名,是不是这样的呢,我想去验证一下。老主任二话没说,陪着我又二返头跑了一趟,直到看了个一清二楚,问了个明明白白,才算放下心来。我和老主任相视而笑,也算给他个歉意,他表达出的却是一种没什么的豁达。

    在张忙村看了装袋的小麦优良品种后,我们又跑到颍南曹寺村看良法种植,只见家家置个大粪桶,原来是村里人靠近城区不弃农,天天要跑到城里去拉粪尿,没劳力的还会花钱一桶一桶地买(现在统一清污处理,想拉恐怕也拉不到了)。地养肥了,他们又搞棉花、马铃薯、西瓜间作套种,作物是一色的杂交品种,一色的地膜覆盖,一色的虫情测报、药物化控。棉花单产不断往上翻筋斗。一算效益,老百姓快活地向我们说起顺口溜:“三种三收地模盖,每亩能收三千块,良种良法真不赖,奔小康数俺跑得快!”

    我把这些从田野里刨出的带着土腥味的事例都写进了头条中。在通讯中,又对领导的行动特点写道:“界首的头头脑脑还贵在不搞“口头农业”,从市委、政府到乡、镇、村,各级干部层层抓示范田、指挥田、丰产片。今年干部们抓的丰产片有20万亩,高产示范、指挥田10万亩,每块地都是插标定界,造册登记,有档可查。值得称道的还有科技集团承包,集团头头就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张东信。从1992年起,集团13人承包曹寺村棉花丰产技术,到目前,全市已有147名科技人员加盟集团,各种农作物承包面积达42万亩,其中棉花最高单产已达皮棉192公斤。当然,与之相适应的是不断加大投入。市政府紧腰带,筹外资,以工补农,鼓励农民参与,几年中竟以上亿元的资金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据了解,界首的有效灌溉面积已占总耕地一半以上,机耕机播面积达98%,机收面积也在百分之八九十,各种作物良种繁育体系健全,品种更新由原来的几年、十几年一次,到现在的一两年一次。”写到这里,我不由感慨万千:“穿行在界首平原上,所到之处,扑面而来的是令人心醉的丰收景象,听到的是令人振奋的丰收喜讯,而更使你激动不已的还是科学种田所显示的无穷魅力。”最后用了最具鼓动性的几句话作了总括性交代:“如今,界首人不但实现了工、贸、财‘撑竿跳’,农业也像雨后春笋,‘吱吱溜溜’冒了尖。小麦、棉花单产连续两年为全省第一,玉米、山芋单产破省里最高纪录,全市综合经济实力由前年的全省第31位上升到去年的第9位,进入了全省县级经济‘十强’之列。”写下这些含金量很高的数据之后,我大脑中自然而然地蹦出了通讯大标题——《科学种田出“黄金”》,见报时就用了这个题目。

    花了那么长时间,跑了那么多路程,费了那么多劲头,写出的通讯并不长,仅1300多字,算不算沙里淘金、字字千金呢?算的!老百姓靠科学种田土里刨金,记者靠千辛万苦采写头条通讯,靠千淘万漉寻觅出闪光的新闻内核,为广大受众鼓起科学种田出“黄金”的风帆,自然是沙里淘金,赤金足足。

    (三)

    说到淘金,我想到关于美国旧金山的记忆。在被华侨称作旧金山的圣弗朗西斯科,就是因为当年一名叫布兰纳的商人在河道里发现了金沙,纽约《先驱报》刊载后,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数以万计的人蜂拥而至,让一个原本仅有几百人的小地方,成了全世界有名的大都市。当时许多华人被贩卖到旧金山挖金矿、修铁路。在那里,英国探险家弗朗西斯科·德雷克发现了金门海峡,城市也因他而得名。后来,在金门海峡上建起了世界上最雄伟的金门大桥,桥体通红,桥塔之高、悬索之粗、桥墩跨度之宽无不堪称世界之最,因而也成为世界游人最多的地方。桥畔塑有号称“金门大桥之父”的施特劳斯全身雕像,旁边展示着那粗达近1米的桥索横断面。此地现在也许已没什么金矿可采,但闻名全球的旧金山科技硅谷及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岂不让旧金山又成了现代“新金山”?有金子的地方就有淘金人的到来,淘金人会让沙里的黄金闪耀出金色的光芒。在报道完界首科学种田头条新闻之后,我翻阅手头的资料,感觉里面还有许多闪光的东西可以淘漉提炼,那些如金沙一样的材料,足够再做篇有分量的稿件。我想到了《人民论坛》栏目,于是利用收集的有关资料,写成了《科教兴农的魅力》,刊用在199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要闻版。

    文章开门见山写道:“先说两个事例。今年夏季,安徽省界首市小麦因去年更换了良种而获得空前丰收:全市平均亩产达351公斤,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00公斤。然而,该市邴集乡个别农民因不相信科学种田,仍种自留的老品种,结果是每亩少收150公斤。安徽省定远县几年前出现‘私奔’风潮,五六年中竟有上千对农村青年男女‘私奔’成婚,其中,文盲占70%~80%(这第二个事例是几年前我采写农村“私奔”逃婚时记录的资料)。定远县从此事中认真总结教训,除了大张旗鼓地进行普法教育外,还加大了教育投资,乡村办文化扫盲班,使青年脱盲率达98%。法律知识和文化水平提高的一个结果是,去年这个县结婚登记率也达到98%。”接下来写道, “再说几个比例。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又称科技含量,经济发达的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为70%~80%,我国为35%,而安徽则为30%。就安徽而言,省农业厅负责人介绍说,现在年产250亿公斤粮食中,有75亿公斤是靠科技增产的,也就是说科技含量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增产2.5亿公斤粮。另有资料表明:如果全国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率由目前的30%~40%,提高到50%,则可增产粮食200~250亿公斤。”

    随后议论道:“把‘如果’变为现实靠什么?靠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连说明书都认不得的人,怎么可能成为科技尖子呢?再有,农民的文化水平不光与爱情婚姻有关,而且与致富速度成正比,90%以上有文化的农民率先致富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至此,我理直气壮地点出了言论主旨:“上述两个事例和几个比例,无不说明科教兴农之魅力。”正面论证之后,又批评了一些负面现象:“遗憾的是,很多地方还未认识到科学文化对于农村建设的重要性。这些地方的领导片面地认为,科学文化教育是慢功,是苦功,是上辈栽树下辈乘凉的事。因此他们不愿去做这‘傻事’,而是热衷于上‘立竿见影’的项目,做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文盲充斥的国家很难实现现代化;不注重科学进步的民族,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视民众进步为大业者,是不会忽视科学文化教育的。当然,这项事业确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急功近利只会贻害后代,目光短浅干不成大事。凡立足于国家、地方的长远发展者,均应踏踏实实铺好教育基石。” 

    “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我注意到,十九大期间,大会新闻中心还就“农业科技创新”主题举行了集体采访,有关专家和江西安义县种粮大户凌继河等5位党代表现场回答记者提问。人民网“今日关注·聚焦十九大”梳理发布,其中摆在第一位的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2016年已超过56%。就是说,自1995年以来,经过20多年努力,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上升了21个百分点,比当年我写那篇议论时“如果”的设想还高了6个百分点,这该会对全国粮食增产发挥多么重大的作用啊!由此也说明,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记者,我们当年紧紧抓住科学种田不放松,在泥土里发现了金子般的新闻典型,做出了富有金子般思想的新闻,同样是很有眼光的。

    (四)

    新闻报道的金环,从生活深处淘来,有时能够自成耀眼篇章。在新闻报道里,思想是最为可贵的,有思想的报道才能“高出一筹”,有思想的记者也才能有所作为。正像旧金山有了金门旅游和科技硅谷,就有了“黄金”般的金矿一样,界首因为坚持科学种田,也成了安徽最具实力的“十强县”之一,成了安徽西北角上的亮丽名片。从报道界首市科学种田出“黄金”,到旧金山寻宝看奇迹,我想到的是,新闻报道上就要有点《牡丹亭》“只在淘金会拣沙”的本领。

    “会拣沙”必须要有发现判断的眼力。旧金山有“金”,起源于一个木匠的发现,要不然如此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她原本只是西班牙一个殖民点,后由墨西哥接管,美墨战争之际为美军所占领。1848年1月,一名木匠在建造木厂时,在推动水车的水流中发现了黄金,商人布兰纳通过媒体报道出去,淘金热从此开始。可见,那位木匠是“会拣沙”者,那位商人是善于传播者,两者结合成就了旧金山的辉煌。

    《闯关东》电视剧里也有淘金的情节,那里边不光有发现黄金的眼力,而且还有看金矿走向的神力,看不懂矿脉自然就找不到金矿,更别说去淘金了。发现金矿,“会拣沙”,要靠经验,靠判断,此是淘金者的必备;发现的眼力,也是新闻记者的必备条件。有没有新闻价值,有没有挖掘的潜质,能不能做成重点报道,记者应能够判断个八九不离十,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就是科学而有用。发现的眼力——“会拣沙”,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实践得真知,靠理论素养和长期新闻实践积累而成。社会发展中有挖掘不尽的金矿,只要新闻人练就“会拣沙”的本事,一定会不断淘漉出品位很高的黄金。

    “会拣沙”还要有筛选凝练的技巧。淘金中的技巧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一样的淘金,有人淘得了金沙,有人却会空手而归。没点儿技巧,金沙就会从筛子和指头缝里溜走。技巧同样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靠不断摸索提高积累的。细碎的金沙还要凝结起来,才能成为金块金砖,更便于携带或者交易,凝结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本领。在《闯关东》的电视剧中,这样的镜头有许多,从中足可以看出淘金术是多么金贵。从事新闻报道同样离不开筛选和凝结的技巧,而且还格外重要。就粮食生产而言,党中央每年一个1号文件,各地设有专门机构,又有专门分管领导,不能说不重要、不重视。但是如何在众多的新闻素材中筛选出闪光的典型材料,通过平常而平凡的现象凝练成黄金般的新闻,不在写作技能上下点功夫肯定是不行的。写作技能有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是材料收集和思想分析,筛选是材料提取的基本功,凝练是思想升华的突破口。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足够多的新闻素材,材料多了才有足够筛选的金沙,才有可能淘出金来。所谓通过现象看本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象看多了才能抓住本质,抓住了事物本质就淘到了新闻的真金,就抓住了新闻报道的牛鼻子。

    “会拣沙”更要付出千淘万漉的辛苦。黄金之贵,与淘金者的辛苦是成正比的。越是贵重的东西,越是不容易得到,越要付出超乎常人的艰辛。“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的诗句虽不是就淘金而作,但也说出了淘金的不易。无论是旧金山淘金者,还是闯关东的淘金者,都是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才取得了淘金的成功,才成就了事业发展的辉煌。界首市历经三四年拼搏,才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撑竿跳”,记者用了七八天时间,沉到基层抓“活鱼”,才完成了一千多字的头条新闻,又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沉淀才写出了言论稿,哪一样不是千辛万苦?哪一样不是千淘万漉?淘金要千遍万遍过滤,虽然辛苦,但只有淘尽了泥沙,才会露出闪亮的黄金;新闻要千遍万遍采撷打磨,虽然艰难,但只要行走到位,思考到位,功夫到家,也一定能够通过“会拣沙”的千般历练,达到出“黄金”的报道巅峰。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杨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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