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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20世纪初，报刊是奥运传播的主力军，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报道奥运消息，引起国人关注；提出“奥运三问”，激发国人梦想；见证健儿“在场”，揭露日伪阴谋；介入“体育之争”，明晰奥运价值等。
报刊 奥林匹克 “奥运三问”
奥运会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全球性体育赛事，更是在全世界普及奥林匹克主义的重要方式。“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竞技比赛，将身体教育与精神教育相统一，促进人的全面与和谐发展；已故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也曾经说：“奥林匹克主义除了具有体育方面的含义，也包含了文化和教育的意义，它是超越竞技运动的，是不能与教育分离的。”
奥运会承载了诸多价值取向，包含了厚重的文化含义，这也使得媒体的奥运传播增添了特殊的内涵，不仅是传递信息，也承担了普及奥林匹克知识、传承奥林匹克理想等功能。现代奥运会兴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均处于平面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中国也不例外，国内报刊是开展早期奥运传播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它们不仅承担了上述几项功能，还因奥运会引起“土洋体育之争”，极大提升了国人对于奥运会和西方体育的认识和理解。
报道盛会状况，引起国人关注
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召开，此后将近30年时间里，中国运动员始终未能在奥运会上亮相。因此，最初国内报刊的奥运报道只能介绍“别人的运动会”，这些报道构成国人最早的奥运认知，使国人初步了解奥林匹克运动。
对于国内报刊何时开始报道奥运会，学术界尚存在争议。有人认为1900年国内已经有媒体开始介绍巴黎奥运会的消息了——1900年7月的《中西教会报》庚子六月（农历）第67册上，在“时务摘要”栏目中，曾以《法国，观赛人众》为题，提供了巴黎的奥运会比赛信息：“西贡五月十二号（此为农历，公历为6月6日）来电云：巴黎赛会，各院安置与赛各物，现将次告竣。每日入内观赛之人，实繁有徒，以故颇形拥挤云。”这是巴黎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当年奥运会的开幕日期是5月20日，这段文字报道的是奥运会开幕已经过去半个月后的情况。有学者评价说：“1900年《中西教会报》对巴黎奥运会的报道，是相对明确和具体的。”①因而认为这是国内报刊首先报道奥运会信息。
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从报道的全文来看，这里提到的“巴黎赛会”是指世博会。清末，中国常将博览会称之为“赛会”……“各院”是指所展的展厅，“与赛各物”是指参展的物品，很明显这里讲的“赛会”决非奥运会。为此，他们认可4年后对于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的报道，认为这是中国媒体和奥运会的初次“接触”。这届奥运会国内许多报刊都曾进行报道，例如《大公报》曾在一篇关于博览会的报道中提到了同期举行的“亚力必嬉赛力会”②，而更详尽的报道来自当年《万国公报》第191卷“时局一览”栏中刊登的《圣路易大博览会之游记》：“体操院一切赛力法皆备， 而希腊赛人时代之亚力必嬉戏会，亦在其中。”报道中还提到“又有赛马广场或骑或车，住地可容二万七千人， 而大体操会则演说养生之理甚详。”人们相信，“亚力必嬉赛力会”或者“亚力必嬉戏会”都是当时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不同翻译。
就内容来看，1904年国内报刊的文字更能直接显示出报道对象是奥运会；但是，巴黎与圣路易斯一样，奥运会与世博会都是同时举行的，因此宣称“赛会”一定是指世博会而非奥运会也缺乏充足的依据，“每日入内观赛之人，实繁有徒，以故颇形拥挤云”也符合众人踊跃参观奥运会的状况。从“发轫当以初次报道为准”的原则出发，笔者赞同国内报刊最早的奥运报道出现时间是在1900年。
此后，国内报刊相继刊登文章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使国人开始了解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
提出“奥运三问” ， 激发国人梦想
随着对奥运会认识的逐步加深，国内许多人士感觉中国应当迅速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1907年，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演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我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因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1908年，张伯苓到欧洲考察教育，正值英国伦敦举行第四届奥运会，张伯苓前往赛场观看盛会，成为亲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人。
1908年5月23日，在伦敦奥运会举办前夕，《星期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津青年》杂志，该刊的英文名称为“天津青年”）刊登了一篇名为《竞技体育》的文章，提出：“中国没有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到底要等多久才能产生一位真正有技术水准的选手在国际奥运会上得到奖牌呢？那可能是难以评价的问题。不过，只要我们有信心，相信那并不是一件难事。国家有责任发展体育，不只是派选手到雅典参加奥运，而且要积极争取二年一度的奥运会在中国举行。”③这段文字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派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块奥运会奖牌?中国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会?需要说明的是，1906年雅典举办了唯一的一次纪念性奥运会，导致作者误以为奥运会是“二年一度”。
1910年7月17日，上海《申报》刊出《中国运动大会之先声》一文，这条消息是近代中国首届全运会的通告。文章对于先前的“奥运三问”进行了修正：“试问中国何时能派代表赴万国运动大会？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时独得锦标？又何时能使万国运动大会举行于中土？” 这里的“万国运动大会”无疑就是指奥运会，而修订的内容是“奥运三问”中的第二问，由此前的“获得奖牌”提升为“夺取锦标”，亦即“赢得冠军”。
“奥运三问”的提出，极大增强了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人的“奥运情结”，激发了人们的“奥运梦想”。实现“三问”成为中国人对奥运的期盼、向往和追求，也促使国人为此奋斗了整整一百年时间。直到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成功举办，“奥运三问”才画上圆满的句号。
见证健儿“在场” ，揭露日伪阴谋
辛亥革命后，奥运会才真正与中国体育界产生直接联系，为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奠定了基础条件。
1915年5月，第2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在上海举行，当时国内知名的《申报》和《大公报》等媒体都将体育作为重要报道和传播内容，以提高报纸的销量，开拓市场，因此对于这次国际性的体育赛事也进行了持续的报道，在这次远东运动会前夕，国际奥委会曾致电上海青年会，邀请中国派遣代表出席国际奥委会会议，并派运动员参加1916年柏林奥运会，当时上海报刊就报道了这一消息。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未散，这届柏林奥运会被取消了，中国运动员无缘出席。
后来，虽然有3名中国网球运动员参加了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但由于该届奥运会网球并非正式比赛项目，只是表演项目，因此也未见国内报刊报道。中国选手第一次在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上出场则是1932年的事情了——实际上，若非临时变故，中国选手的奥运亮相可能还要推迟。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政府本来不打算派选手参加奥运会，但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炮制了伪“满洲国”，为骗取世界各国对伪“满洲国”的承认，他们积极筹划派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以“满洲国”的名义参加奥运会。对此，刘长春愤然在《大公报》上发布声明：“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才仓促决定派遣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这场奥运出征，已经演变成关乎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严正斗争，因此国内《申报》《大公报》等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均侧重反映背后的政治斗争，戳穿日伪的阴谋。
《申报》的报道最引人注目，奥运会前，该报即在《体育》栏刊登一系列文章，披露这次特殊的奥运出征背后的斗争经过。其中，《参加世界运动会，伪国藉此宣传》和《亚林匹克不准伪国参加》等新闻揭露了日伪的野心和阴谋，而《协进会电亚林匹克，请求通融参加》《体育史上新纪元，我国参加世界运动会》《世界运动会中华选手刘长春昨日安抵上海》《刘长春负国旗赴美出席第10届世界运动会》等稿件则介绍了中国政府紧急运作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过程。《申报》副刊《自由谈》也发表杂文《亚林匹克》，指出刘长春参加奥运会使“穷凶极恶的伪满洲国……毕竟尝了闭门羹”。
在奥运会期间，《申报》每天辟出半个版面进行连续报道。《第十届世界运动会，中国选手最受人注目》《第十届世界运动会第二日，刘长春百米预赛落选》《二百米预赛，刘长春第四》和《刘长春努力奋斗不幸失败》等报道对刘长春在洛杉矶受到的关注及其比赛情况进行了报道。此外，在这届奥运会开幕前后，《大公报》《中央日报》《北平晨报》和《京报》等也进行了报道，但分量均不及《申报》。
刘长春出征洛杉矶奥运会，在运动成绩方面很不理想，但他这次亮相涉及国家政治和民族情感，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国内报刊的相关报道也突出了这一点，以中国健儿在奥运赛场上的“在场”，戳穿了日伪的阴谋和妄想。
介入“体育之争” ，明晰奥运价值
对于洛杉矶奥运会的报道，《大公报》明显不如《申报》厚重、出彩，但在刘长春失利于赛场的同时，《大公报》却刊登社评，介入当时正在进行的“土洋体育之争”，这一争论对于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
奥运会还在举行，刘长春尚未回国，《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大声疾呼: 夫欧美日本流行之运动竞赛，究之，乃有闲的国民之游戏事也……至于体育效果……反往往损害健康，甚者夭寿……故时势至此，西式之运动，中国既不暇学，亦不必学，且不可学……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中国人请安于作中国人，请自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④其用意很明显，是响应当时国内体育界的一种呼吁和潮流，即推崇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抵制以奥运项目为代表的西方体育。10天后，《大公报》再度发表社评，系统阐述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的方针: “模仿西洋体育不足以应付国家民族前途的需要；体育方针应普及化、平均化、实用化，不能只求养成若干优秀选手炫耀于国外；今后体育应以国术为宗，以外来体育为辅；……废止费用较高的西洋式体育活动。”⑤
当时在国内影响巨大的《大公报》刊发这两篇社评后，“土洋体育之争”愈发热烈，一贯倡导武术的张之江先生表态支持《大公报》的观点，认为应大力宣扬武术的功效: “盖国术之用，不仅强身强种，且可拒寇御敌；既合生理卫生，又极经济便利；不拘于性别老弱，不限于时间空间；富美感，饶兴趣；锻炼甚便，普及亦易。”⑥一批留学欧美的体育教授则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如天津《体育周报》发表社论进行反驳：“学术固无国界，体育何分洋土? 体育如有教育意义，不分洋土，自当采而行之；其不善者，立应淘汰，亦无须顾虑洋土。”⑦谢似颜教授则抨击道，吹捧“土体育”的养生功效是妄自尊大，体育的目的不仅是养生、健身，也不以军事化、劳动化作为唯一的目的。对传统的养生保健方法表现出轻视的态度。⑧这次争论中，一味支持或反对“土体育”的观点都显得有些偏颇，真正被人们认可的是合理吸收西方体育及中国传统体育长处的观点：“在争论中有两派，一派为闭关主义，一派为开放主义，两者都有误处……不能因其国粹而提倡之，亦不能因其泊来而鄙弃之，当以其是否合乎生理心理及个人社会之需要而定其取舍之方针。”⑨
“土洋体育之争”为当时的中国如何接受以奥运会项目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和看待中国传统体育提供了借鉴，增进了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心理，对于奥运会及西方体育的价值更加明晰，参与热情也愈发浓厚。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时，中国派出了运动员（69人)和国术表演队(11人)的庞大阵容参加，不仅参加了田径、游泳、篮球、足球、举重、拳击和自行车等奥运会比赛项目的角逐，还在奥运会场内外进行了一系列武术表演。同时，4年前主张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的《大公报》也对这次奥运会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其篇幅、质量等全面超过了《申报》。
（作者系黄河科技学院体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罗时铭：《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时间考》，《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第12期。
②冯玉龙：《〈大公报〉与近代中国体育研究》，苏州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张博：《天津——“奥运三问”的发祥地》，《天津日报》2014年8月25日。
④《大公报》社评: 《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1932年8月7日。
⑤《大公报》社评: 《与全国体育会议商榷》，1932年8月17日。
⑥张之江：《给大公报的一封信》，《大公报》1932年8月11日。
⑦社论: 《体育何分洋土？》，《体育周报》1932年8月13日。
⑧谢似颜：《评大公报8月7日社评》，《体育周报》1932年8月27日。
⑨吴蕴瑞：《我看今后的国民体育问题》，《体育周报》1932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