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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媒体”成为新媒体异军突起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传统媒体升级转型的驱动力。在充分肯定人工智能为媒体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还应该看到， “人工智能+媒体”蕴含着诸多风险因素。对此，需要加强网络舆情的研判、预警，准确把握社会思想动态、人心走向，建构网上网下同心圆，不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人工智能 新媒体 风险 对策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已经从科幻想象日益成为现实。尤其是在媒体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与新媒体“比肩齐飞”，为媒体形态变革与流程再造创造了新的机会与想象空间。从国内外媒体行业发展来看，“人工智能+媒体”既成为新媒体异军突起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传统媒体升级转型的驱动力。一时之间，机器人写稿、算法推荐、个性化定制内容、中央厨房等“人工智能+媒体”的落地成为新闻传播业界热议的话题。
在充分肯定人工智能为媒体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人工智能+媒体”蕴含着诸多风险因素。近日，美国最大社交网站脸谱网（Facebook）出现数据泄密事件，媒体揭露一家服务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剑桥分析”数据公司获取了脸谱网五千万用户的数据，并进行违规滥用。脸谱网数据泄密、滥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工智能+媒体”蕴含的风险。同时，“人工智能+媒体”还存在着多个维度的不安全因素，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风险：异化与退化
群体极化
众多科技公司、社交媒体将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奉为圭臬。算法推荐基于用户的个人爱好、浏览习惯、兴趣社群，形成“千人千面”的个性化阅读方式，但也存在“信息茧房”效应。“信息茧房”助长了群体极化的风险。其一，在个体用户维度，聚合类新闻客户端采用机器算法，基于个人浏览记录推送符合其兴趣爱好的信息，这使得用户在个体心理上不断强化“自我预言实现”效应，使得本来持有的观点、偏见不断得到强化，甚至达到难以改变的程度；其二，在群体用户维度上，社交媒体基于算法，不断推荐具有相似兴趣、爱好、社群的用户互相关注，使得具有相同志趣、持相似观点的人群不断圈层化、社群化，从而使得某一群体产生出远超个体的偏激思想、言论。“信息茧房”使得用户在个体、群体维度的观点、偏见反复强化、相互反馈，极大提升了群体极化的风险与可能性。
数据“异化”
“人工智能+媒体”的成长、发展依赖于用户提供的数据“供养”。但是，在用户数据成就“人工智能+媒体”的同时，也产生了数据“异化”风险，即掌握用户数据的企业、个体滥用、泄露数据，使得用户成为数据的“仆人”。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上文提到的“剑桥分析”数据公司滥用脸谱网数据影响、操控消费者心理。再如，一些互联网公司采用大数据技术“杀熟”，众多电商平台运用大数据针对用户“售假”。伴随“人工智能+媒体”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个人的地理位置信息、消费记录、通话记录、浏览记录等数据大量生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边界——用户隐私与商业利益的平衡仍处于模糊地带。这些因素都加大了“人工智能+媒体”的数据“异化”风险和破坏性。
内容生产萎缩
首先，“人工智能+媒体”并不生产内容，只是内容的“搬运工”，一直以来面临着版权问题的考验和质疑。“人工智能+媒体”通过“内容搬运”发展壮大，对于深耕内容生产的传统媒体产生负面影响；其次，“人工智能+媒体”追求流量至上，为满足用户信息渴求，鼓励自媒体生产内容，产生了大量“标题党”现象，导致内容良莠不齐，优质内容匮乏；再次，为吸取流量，通过低俗、恶俗的内容攫取灰色流量，在迅速壮大的同时发挥错误导向作用；最后，“人工智能+媒体”将内容的分发交给机器人决定，面临着把关人缺失的问题，在内容的导向、内容的真伪性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真空”。总而言之，“人工智能+媒体”过度、无序发展，将使得内容生产出现“逆淘汰”现象，对于整个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逆的负面作用。
公共领域退化
“人工智能+媒体”在议程设置和“娱乐至死”两个方面消解着公共领域。在议程设置方面，“人工智能+媒体”通过个体化的浏览记录取代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虽然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正在由报纸、电视等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领域转移，但议程设置的主题、内容依然是公共领域的焦点，依然能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和知识的生产。而“人工智能+媒体”通过用户个体的浏览记录、阅读喜好进行信息分发，则改变了议程设置的主体和路径，使得用户的兴趣和关注点日益细微、个性化，日益远离公共领域和公共话题。在“娱乐至死”方面，以快手、抖音、火山为代表的娱乐类APP，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推送获得了迅猛发展，攫取了巨大的流量红利。但是，上述娱乐类APP通过传播娱乐化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将人们的感官刺激凌驾于思考与反思之上，正如尼尔·波兹曼提出的“娱乐至死”，即“人类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娱乐类“人工智能+媒体”使得用户的信息获取个性化、感官化、娱乐化、肤浅化，正在转移着公共领域的注意力资源，消解着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
网络主权风险
媒体天然就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人工智能+媒体”更是放大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风险。脸谱网数据泄密已经为“人工智能+媒体”在网络主权上的风险敲响了警钟。当下，网络暴恐、网络宗教极端主义、网络意识形态侵袭等风险因素依然存在，一旦上述风险因素与“人工智能+媒体”重叠、交叉，对于国家的网络主权将构成极大威胁。
对策：责任与界限
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压实互联网企业责任
互联网企业必须要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意识，在发展机器算法的同时，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履行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阵地责任。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方面，既要追求机器算法的发展进化，也要加强人工编辑、人工审核的功能和作用。在运营思路方面，不唯流量、不迷信点击率、不盲目追求用户黏性，更不能追求灰色流量。同时，“人工智能+媒体”的互联网企业主体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自觉，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出台互联网数据法规，厘清隐私与商业利益界限
当前，法律法规对于“人工智能+媒体”获取用户数据的标准、限度、用途、保密性等方面依然没有明确规定。从长远来看，这对“人工智能+媒体”乃至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而要消除公众疑虑，做好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则需要国家网信管理部门针对“人工智能+媒体”乃至所有具有媒体属性的APP产品制定相应规则，对互联网企业的数据获取方式、限度、用途进行严格规定，同时厘清个人隐私与商业利益的界限，保障“人工智能+媒体”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网络舆情研判，警惕信息风险
科技是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媒体”在改变、重塑传媒行业形态的同时，也蕴含着诸多风险因素。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外部势力、个别分子运用“人工智能+媒体”的强大传播能力制造信息战，在社会内部制造不同阶层、群体的对立，加深社会裂痕。对此，需要加强网络舆情的研判、预警，准确把握社会思想动态、人心走向，做好重大舆情的应对，建构网上网下同心圆，不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使得“人工智能+媒体”为我所用，成为引领舆论的主流阵地。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如何利用大数据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项目编号：TJSR16-00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董向慧系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吴阿娟系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研究员；陈杰系天津今晚报社（今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武艳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