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强的财富人生

    对“打黑风暴”中的重庆来说，黎强不是被打掉的最牛的角色，却是充满了标签和争议的人物——身为市人大代表，他是第一个被抓的头顶“红帽”的“黑老大”，也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重庆涉黑第一案。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在下属面前，他是体恤的老板；在媒体面前，他是为人谦和、敢于仗义执言的民营企业家——另一个版本是“涉黑”的黎强，强势又匪气十足，是暴力开道的“路霸”、黑白难分的经济巨头。

    财富背后的故事总是令人浮想联翩，在中国特色的财富路径上，富豪们似乎总与“罪与罚”相伴。

    “红帽子”和“黑社会”

    从农民、工人、亿万富豪、人大代表，再到因涉黑被刑拘成为犯罪人员，黎强51年的人生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呈现出戏剧性的跌宕起伏。

    1991年，嗅觉敏锐的黎强抓住了机会，从重庆毛条厂调到新成立的公司负责车辆安全工作。1996年，他凭借与当地交通管理部门人员打交道积累下的人脉关系，在下岗后与妻子创办了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在10余年时间内成立了重庆黎强房地产开发公司、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强劲运输有限公司等10余家子公司、分公司和控股公司。

    在担任公职期间，他给当地媒体记者留下的印象非常不错，“低调又谦和，怎么看都不像个黑社会”。任人大代表期间，他非常乐意以代表的身份与媒体交流，关注点多是市政建设，2008年他曾建议将“11·27”烈士纪念馆及主城各公园等对本市市民一律免收门票。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他也努力打造出一个“亲民”的形象——2006年，渝强集团率先将儿童免费乘车线从1.2米提升至1.3米，这在重庆市尚属首次。这个举措在当时被黎强解读成“民营公交对国有公交发起挑战”。

    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他从来都不掩饰和国有公交的积怨。

    公交客运是黎强事业的重心，他在这里掘到第一桶金，不过在重庆公交复杂的利益格局下，他更多地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

    2000年之前，重庆主城区民营和国有公交均有2000辆车左右，差距仅600多辆。从2000年2月起至现在，经过一系列调整，民营公交剩下400辆左右，被编为“7”系列，国有公交则发展至5000辆左右。

    自从“7”字系列公车正式上路后，与重庆公交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双方因路线和停车屡发冲突。作为“反击”，与“7”字头同线的国营公交车数量激增，双方冲突不断，械斗、砸车时有发生。

    一位采访过黎强的当地媒体记者称，黎强曾对他抱怨国有公交享受各种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而民营公交却在政策和资本夹缝中求生存。

    门派林立的民营公交们也没能组成统一战线，在运营路线和经营权的争夺上，还处在靠拳头说话的野蛮生长状态，因此，“每家公司都会找一些人，沟通一些关系，处理一些事情”。

    也有熟悉内情的人称，黎强更像一个规则的破坏者和市场的搅局者，“承包渝强公司出租车的司机，5年下来能多赚4万~6万元”。

    罢运，被改写的故事？

    在当天的庭审上，“罢运”两字是敏感的字眼。当他的辩护律师提起这个问题时，黎强的回答显得十分小心。

    据起诉书称，2008年11月2日，黎强安排其妹夫何永红召集公司旗下4个出租车分公司开会，传达11月3日重庆出租车将会发生集体停运的信息，并要求对当日仍营运的出租车公司进行打砸。

    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发生8000辆出租车集体罢市事件。

    意料之中，黎强否认自己涉嫌“罢运”。他辩称，那时他刚从北京回到重庆，当天在江北的家中休息，市里通知何永红去开会，何永红开会回来以后向各分公司传达了相关消息。

    不管怎么说，黎强是成也公交，败也公交。据称，出租车罢运、公交改革遇阻正是重庆“打黑”导火索。

    以往，包括渝强在内的每家民营公交都力图风险最低化，他们将车辆发包给私人，为了收回承包费，在一条竞争激烈的线路上，民营司机一般都选择超车超载。

    交通事故经常由此产生。2006年10月，一辆载有50名乘客的711路公车，因车速过快坠下引桥，致30人死亡。

    这起车祸促使政府提速公交改革。

    2009年4月，重庆市政府进行改革，要求在2009年5月31日前，将民营公交全部收回，代价是一辆公交换一个出租车指标。政府的思路是，公交事业具有公共服务性质，并不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由国有资本控制，才便于掌控和管理。

    虽然黎强对外表示，“拥护政府的决定”，但另外一种说法是，“民营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购要价达到1亿多元，与政府谈判时的态度非常强硬”。

    摘自《新民周刊》2009.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