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女儿说父母

    身世之谜——父亲心灵上淌血的创口

    我上初一那年，“文革”爆发了。一时间，“出身”变成了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事。纸里包不住火，我们家的那点事儿，也让人给抖搂出来了——原来，我父母都是孤儿。

    先说我母亲。我母亲王雅兰据说是天津武清县人，1922年8月8日立秋生，小名就叫“秋儿”。因家里穷得过不下去，她母亲只得撇下她进城(天津)去当奶妈。母亲8个月大时，饿得皮包骨头，眼看活不成了，她父亲抱着她进城寻找妻子。不料，被妻子的东家轰出门外。

    无奈，母亲被送给一家在戏班子里做事的中年夫妇。母亲的养母很开明，在我母亲出嫁前，竟把她知道的原原本本地道了出来，就连收养时母亲身穿的小衣服、一张写着母亲生辰八字的纸也还一直保留着。母亲遇到的这家家境不错，母亲还能跟着养父识字读书，后来长大了又学习京戏。

    我父亲可没有我母亲那么幸运，他的出身始终是个“谜”。父亲虚龄5岁时，跟后来成为他舅舅的张全斌坐火车来到北京。据说，父亲是1917年农历十月十五酉时出生的，所以乳名叫“小酉”。张全斌是戏班里的跟包，不知是不是因为太穷娶不起老婆，反正他一辈子打光棍儿。他把我父亲带到北京送给了自己的亲妹妹，因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父亲的舅舅。据父亲的档案记载，父亲的养父侯连达、养母侯张氏，家住北京地安门内大街织染局胡同，满族镶蓝旗人氏。祖上也曾是殷实人家，转入民国，因无生存技能又染不良嗜好逐渐败落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我们全家，名义上是8口——奶奶、爸妈和我们5个孩子，实际上是11口，因为父亲每月还要支付他的舅舅张全斌，另外还有一个师父、一个师娘的生活费。父亲对这个舅舅应该说是尽了全责的，一直到把他送进火葬场。可老人对我父亲的出身始终讳莫如深，直到他弥留之际，父亲守在他的病榻旁恳求他，他也还是不肯透露半点。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他向什么人做过承诺?所以说，父亲的出身是个谜，这个谜折磨了他整整一生，是他心灵上一直淌血的创口。

    小妹夭折——母亲借烟消愁终生难戒

    我母亲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性格温和贤淑，相夫教子堪称典范。她24岁嫁进侯家，从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一个令人羡慕的舞台新星摇身变成了一个后娘，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

    我大哥耀中1岁多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站立不起。父亲带着他去看号称“小儿王”的著名西医，西医摇摇头表示束手无策。就在父亲绝望时，母亲说，不如试试中医吧!父亲就找到名医赵锡武，赵大夫看完病问父亲：“我开了方子，你敢不敢给孩子吃?”父亲说：“您敢开，我们就敢吃。”“那好!我先开几服汤药，每服药搭上两丸苏合丸。这药是大人的剂量，还必须得是同仁堂制的，可没人敢给这么小的孩子用啊!”此后，母亲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耀华交给我姥姥带，一心一意照料耀中。每天除了吃药，还得带他去针灸按摩。大约半年后，我大哥的病完全治愈了，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

    我的妹妹咪咪年纪小我两岁，1954年出生。母亲总说，这孩子不光长得漂亮，而且天资过人。咪咪4岁时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原本病情已经稳定。不料7岁上小学时误打了某种预防针，旧病复发。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药品食物匮乏，得不到良好的救治，病情时好时坏。拖到1962年开春，不治而亡。

    那天，恰好是父亲要去南方巡回演出的日子。父亲刚到火车站，医院来通知说，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单位领导让父亲留下来料理后事，父亲谢绝了。他说：“海报早就贴出去了，最近一站的演出票也已售出了，如果我不去，观众会失望的。”父亲走了，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里，一连三天，只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从此，直到她去世，每天两包香烟。母亲还留下一句名言：“戒饭行，戒烟不行!”

    “文革”岁月——父母风雨同舟不离不弃

    1966年6月“文革”一开始，父亲中断了在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创作体验。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了，关在离我家不远的原广播学院的灰楼里，每天刷厕所，铲煤，写交代材料，不准回家。

    到了深秋，有人通知母亲让她给父亲准备过冬的衣服，还带回一句话，父亲要母亲和他离婚，免得受连累。父亲收到母亲连夜赶制的棉衣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憋了好几天，他终于找到造反派的头头，跟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要，你们只要把王雅兰的骨灰给我就行了。”后来，父亲看到母亲偷偷藏在棉衣中的纸条，上面写着：“孩子们说他们不做逃兵。”父亲这才相信母亲还活着。

    父亲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对着镜头用手指着母亲说：“是王雅兰和我共同培养了一个侯宝林！”这是父亲对母亲最后的评价，可见，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

    摘自《现代家庭报》200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