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十月·长篇小说》2020年第6期）的题目，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隐喻。小说写主人公凌云青的成长史，这是一个乡村青年的命运史，同时又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乡村史。

　　《惊蛰》上中下三部分，都是云青求学路上在绿皮车厢的回忆，绿皮车载着这个青年向前走，年轻人的思绪则向后奔涌。在交代云青来路时，讲述其艰辛的成长过程，也就交代了云青走出大山求学的内在动力。

　　列车载着他向前走，是因为有沉重的过去、沉重的因袭，他不是要成名成家，不是要出人头地，而是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尊严不是个人的，同时也是家族的也是乡土的。于是，凌云青的个人奋斗就构成了一个隐喻——那是乡村中国的奋斗，是贫苦的家国奋斗，是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惊蛰之醒。于是，杜阳林通过凌云青，把个人的故事，讲述成了一个国家的故事。凌云青和高加林（路遥《人生》）、陈金芳（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翟小梨（付秀莹《他乡》）这些来自乡村的青年形象都非常不同。高加林是一个要走向“现代”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脚步，包括爱情，但他最后也没有实现个人的愿望。小说喻示了乡村中国走向现代的艰难；陈金芳是一个兼有乡村经验和都市经验的青年女性，都市生活开启了她对生活和人的新的理解和想象。因此，她“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这个想法没有错，但方式错了，因此也没有实现；翟小梨从芳村到S市一直到北京，看似实现了从前现代迈入现代的过程，但她付出的是巨大的情感代价，几乎不堪回首。云青与这些乡村青年的道路都不同，他是经过前现代贫困生活浸泡过的青年，母亲、兄弟姐妹和个人的经历，激发了他刻苦学习走出乡村的意志和决心，他是为尊严走出川北山沟沟的，他是一个中规中矩却用努力改变命运的青年。因此，这是一部非常励志的小说。

　　《惊蛰》中，有些情节需要裁剪，比如云青的腿出了问题，从发现到江湖郎中吴中孝医治好腿疾，文字过长。小说在这个过程中写了几家人的态度，特别是母亲秀英借肉的情节，读过之后如万箭穿心；当然也写了小姑娘陈吉祥，她将自己的零花钱交给了云青的母亲，这一段很感人。

　　总体说来，这是一部朴素无华的小说，是一部有真实体会和时代感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