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是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他相继出版了两本新书——短篇小说集《十侠》和非虚构作品《北京传》，前者从历史中点燃灵感的引信，后者融个人体验于城市史写作中，虚实相生，别具一格。他既像一位游侠，穿梭于历史与虚构间，又像一位探险家和侦探，在文字的丛林中不断发现新的惊喜。
《十侠》：写侠义精神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龚自珍的两句诗，道出了古代文人的理想人生。大抵文人总有个文武双全的梦想，求之不得便在想象和文字的世界里圆梦，也难怪历史上出过那么多写武士、写侠客的小说，堪称“千古文人侠客梦”。无论是《史记》、唐传奇，还是四大名著里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抑或是《三侠五义》《蜀山剑侠传》，金庸、梁羽生、古龙们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书中人物的高歌纵酒、快意恩仇、隐逸高蹈、仗剑天涯，总能点燃读者的阅读热情，而那一个个特立独行、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也深深刻印在我们脑海。
和别人一样，这也是作家邱华栋喜爱武侠小说的原因，他说：“我十几岁的时候读了很多武侠小说，还模仿着写了一本，叫《碧血侠情录》，大概有十万字，听着很像金庸、梁羽生、古龙小说的名字。”和别人不一样的是，那时的他正在业余体校武术队练武术，早上两小时，晚上两小时，从蹲马步的基本功开始练起，到组合拳，再到长拳、南拳、通背拳套路，刀、枪、剑也都耍过。于是，武侠小说爱好者、武术爱好者成了邱华栋的双重身份，他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少年。
时间埋下的草灰蛇线往往直到回顾往事时才能看清。邱华栋没想到，过了几十年，他会严肃认真地写出一本以侠客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集——《十侠》。
2018年一次拜访恩师的契机，让他萌生了创作的冲动。“那年夏天，我在上海探望了年近八旬的黄加震先生，他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也是我练武术的师傅。黄老师见到我这个徒弟很高兴，早早穿好了对襟练功服，长刀、短刃、明器、暗器……加起来上百件家伙，摆了一屋子。后来，我们师徒二人来到楼下花园，他一个弓步，将关羽当年耍的那种青龙偃月刀一横，单手举过头顶。接下来换我，刀是举起来了，几秒钟后，就哐当砸地上了。”邱华栋笑着回忆说。打那次起，他就想写本武侠小说，送给老师当八十寿辰的贺礼，也算给小时候的武侠梦来个“未完待续”。
武侠小说不少都脱胎于历史，受史传影响很深，《史记》就有《刺客列传》，其中不少历史人物以今天的眼光看都是侠客。邱华栋由此先选定了一个大方向，“我把它框定在以历史为背景，用武侠小说、历史小说这种方式来写。”
从春秋战国到明清，《十侠》的故事时代背景各异，但都精准地嵌入到历史风云之中。《击衣》写春秋晚期刺客豫让与赵襄子的恩怨；《龟息》以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为背景，虚构了名为龟息功的吐纳之法；《易容》从王莽新朝的覆灭敷衍出来；《刀铭》取材于《后汉书》刺杀大将军梁翼的故事；《琴断》写魏晋名士嵇康；《听功》取材自《旧唐书》，以唐太宗李世民换立太子之事为线索；《画隐》讲的是宋徽宗时一个关于画的故事；《辩道》和蒙元时期忽必烈召开的一次佛道辩论有关；《绳技》想象明建文帝败于燕王朱棣后的踪迹；《剑笈》部分情节取材自《古今怪异集成》，背景是乾隆皇帝让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十个朝代，十个侠客，十种功夫，十个故事，绘制出一幅千古侠客行状图。
“《十侠》以大家清楚或者隐隐约约知道的一些历史人物、事件为依托，同时又想象了十种技艺、兵器，每篇小说对应其一，虚虚实实地把它写出来，其中彰显出的侠义精神是我表现的重点。”邱华栋说。
在《击衣》中，豫让为报智伯瑶的知遇之恩，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刺杀赵襄子，为主公报仇。豫让没在其如厕时行刺，赵襄子发现后感念其不乘人之危，放了他；第二次刺杀，豫让因曾领受赵襄子的不杀之恩而内心矛盾，赵感佩其忠义，让豫让以剑击衣的方式完成夙愿。其中的忠义、耿直、“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传颂千载。
“《击衣》也写出了豫让和赵襄子之间的惺惺相惜。类似表现侠义精神的内容，在这本书中还有不少。”邱华栋说：“《史记·游侠列传》中评价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我想这种侠义精神在今天依然有其价值。”
《北京传》：为城市立心
文学与城市有着怎样的关系？远的说，有东汉班固《两都赋》对长安与洛阳的赞颂，有宋代市井生活与话本小说的紧密联系；近的说，有新感觉派对上海十里洋场的形绘，有彰显南北城市风格差异的地域文化书写。城市既是不少文学流派得以生成的沃土，也作为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不断拓展着文学空间的边界。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叶兆言《南京传》、孔见《海南岛传》、叶曙明《广州传》、胡野秋《深圳传》以及徐风展现江南文化变迁的《江南繁荒录》等作品的出版，融汇文学笔法与非虚构创作旨趣的城市传记不断给文坛带来惊喜。这其中绕不开的一部作品，就是邱华栋的《北京传》。
“2017年夏，当时我正在读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写的《伦敦传》，很厚的一大本，有80万字。有一天我见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聊天中说了一句‘读了这本《伦敦传》，我觉得我也能写一本《北京传》’。没想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没多久他就向我约稿。”邱华栋说。
把有着3000年历史的一座古老都城用传记的形式写下来绝非易事，邱华栋能有这样的底气，不得不说缘于他多年来对北京的观察、思考与创作实践。
对北京，邱华栋并不陌生。出生于新疆的他，199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从上世纪90年代起，邱华栋就以《乐队：摇滚北京》《手上的星光》等作品建构起一个迥异于传统北京的现代北京形象。他曾说：“在美学多元的时代，判断自己是哪一元至关重要。对于我而言，不可能去虚拟历史，我们这一代对当代中国历史缺乏体验记忆，我因而对当下生活非常感兴趣。我生活在城市中，便把写作的视点放在以城市为背景了。”这个城市就是北京。1995年到2008年，邱华栋创作了总题为“北京时间”的4部长篇小说：《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展现出全球化时代中，身处北京的知识人世俗生活与精神境况的碰撞。
从虚构的小说到非虚构的城市传记，除了几十年的资料收集研读，外国城市传记的启发，邱华栋在动笔之前很下了一番功夫，在他看来，如何写决定了作品的成败。“给一座城市立传，是一种非虚构文学的新写法、新题材，我希望呈现出北京3000年城邑史的时间轴线和空间移动的图景，因此在结构上采用主章和副章结合的写法：主体章节是城市演进过程中的重点叙述，描述出朝代更替过程中城市的状态；副章选取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和建筑、规划等，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叙述。”比如第一章“蓟城与燕都”，主章从北京的自然地理环境写起，之后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溯源北京建城之始——蓟城，再说燕都的历史沿革，给读者以清晰的脉络和线索；副章则以作者访古探幽董家林遗址和永定河为补充，古今并置，辅以直观的体会。主、副搭配，主干清晰可辨，副线点缀强调，颇富层次感。
除序章和终章外，《北京传》从第一章3000年前的西周蓟城和燕都，到第十一章对未来世界城市的展望，在20多万字的篇幅中，邱华栋完成了一次对北京城市历史沿革、建筑规划和人文记忆的巡礼。其中既有史料的爬梳，也有感性的经验体悟。“资料是死的东西，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北京各个犄角旮旯、各种人群的接触和观察才是最重要的。这在《北京传》中也有所呈现。”邱华栋说。
在第二章“唐幽州城”的副章“潭柘寺的守望”中，邱华栋想象一位古代僧人行走在幽州西北部的山里，寻找着修建寺庙的山水俱佳之处，最终在一眼潭水边找好了地方，建起了嘉福寺，后来称作潭柘寺。造访潭柘寺的经过，被作家详细记录下来，举凡周遭环境、大殿形制、秀丽风光、文物遗迹皆诉诸笔端，可以视作一篇发思古之幽情的游记。
为北京立传，主要关注的自然是历史的一面，但正如邱华栋所说，他的写作有那么点“厚今薄古”，“我笔下的北京不是远去的北京，而是当代的北京、此刻的北京，崭新的北京，我自己的北京。”拥抱当下，又向未来敞开，是《北京传》的态度，也是全书以“‘中国尊’的瞭望”为序章，以“未来之城”为终章的原因。对智慧城市、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副中心建设、雄安新区、京津冀一体化、大兴新机场建设等当下北京发生着的重大现实，邱华栋都有所涉及，让《北京传》的视野和眼光从历史遗迹与泛黄的典籍延伸到跃动的当下，汇入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滚滚洪流中。
